意识形态与时代主题、政党、社会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把握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需要回答一系列理论问题：意识形态视阈下的“新时代”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语境下的“意识形态”的内涵是什么？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功密码是什么？等等。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把握“意识形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更好探寻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

　　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尖锐矛盾而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意识形态的主题也随着国际政治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刻理解“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是开展意识形态伟大斗争的重要前提。关于“新时代”的内涵，根据所立论的出发点不同，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阐述，主要有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从中国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变化出发，提出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的不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一定质变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新时期”进阶到“新时代”，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第二种观点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维度、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的现实维度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涵。第三种观点是从世界“经济的社会形态”出发，认为当今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大的历史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两个时代”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两制并存与斗争”的特殊历史情境叠加交织。以上关于“新时代”内涵的阐述都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当前，中国处于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均发生深刻变化的大变革时期，思考意识形态语境下的“新时代”需要广阔的国际视野、深邃的历史视野、鲜明的阶级视野和独特的民族视野。

　　从世界局势来看，当前国际意识形态的矛盾呈现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极少数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当今，世界正出现“东升西降”的根本性变化。截至2017年1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经过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努力和斗争，中国的世界地位和影响发生了根本变化：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从“东亚病夫”走向“站起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1949年-1978年是中国在“站起来”的基础上为富起来、强起来奠定基础并艰辛探索的时期。1978年—2012年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自主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转向引领、塑造全球化阶段，“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这是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30%，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欧盟和日本作为“核心”国家，是现行国际体系主导者，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在“一超多极”的现有世界格局中，美国会不遗余力地保全其全球霸权地位，必要时，它会毫不犹豫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致使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充满变数，也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尖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悲剧依然历历在目，邓小平提醒我们党要时刻保持警惕：“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但“冷战”思维并没有消退，美国使世界朝着单极化方向发展，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反恐怖战争”层出不穷；遏制中国、制裁古巴、孤立朝鲜从未松懈。如今，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将是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力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成为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对立、斗争的最前沿。在世界格局依然是“资强社弱”的状况下，美日欧“核心”国家依赖经济、军事、科技优势，在贸易、文化、宗教、科技、网络等领域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将进一步显现，因此必须高度警惕“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

　　从中国国内来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执政有效性考验。在现代社会，政党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复杂考验，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从“物质文化的需要”扩展至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综合诉求，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解决意识形态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新时代”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能脱离“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不能超越这个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确已发生了某些“质”的变化，即已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开始向现代化的中后期阶段迈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70多年执政有效性的伟大成就，也是治理能力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8：产业结构现代化研究》和《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生活质量现代化研究》表明，中国已超过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关键性指标。截至2019年底，人均GDP达到1.03万美元（>1万美元）；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到28.2%（<30%），人们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已达到富足标准；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50%）；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7.3%（>50%），对GDP的贡献率为61.3%；等等。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变的第一次产业结构现代化，已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的目标，并且稳步发展，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后期迈进，迈入生活质量发展阶段，人才将超越资本和物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中国制造2025能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脱颖而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绿色能源、量子科技、数字革命等科技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切实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热切期待，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重要依据。

　　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纷繁复杂、众说纷纭。“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研究领域像意识形态理论那样激动人心、意义重大，同时也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研究领域像意识形态理论所标识的那个领域那样充满争议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说，意识形态研究的争议特点是‘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历史产物。”意识形态既具有历史的依赖性，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种文化观念的“意识形态”，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它的认识、理解或看法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所不同的。大体来说，意识形态通常有以下几种紧密联系又各有侧重的语境。

　　第一种是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阶级本质，阐述了意识形态巨大的能动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从中获得了灵感，1990年在《谁与争锋》中提出“软实力”概念。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除了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和一些基本资源的“硬实力”外，还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三个方面影响力所形成的“合力”。进入新时代，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是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来建设的。我们加强国际文化和学术交流，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随着新时代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求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国特色外交主张，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许，成为发挥国家“软实力”的又一例证。

　　第二种是指一种阶级观念的集合，强调对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的形塑。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把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重要战场，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阶级利益性、信仰稳定性、政治纪律性、语言严肃化等特征。习近平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形象地形容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全面从严治党，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发扬斗争精神，开展伟大斗争，就是重塑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重要表现。

　　第三种是指“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1796年，法国学者德斯蒂·德·特拉西在《关于思维能力的备忘录》一文中首次提出“意识形态”的概念，主要是指“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研究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发生、发展规律与普遍原则的学说。当然，特拉西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封建神学以及形而上学的桎梏。当前，我国正在构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构建“关于观念的经验科学”，与其他“经验科学”不同的是，我们构建的“经验科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第四种是互联网语境下的意识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政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发生着变化，在网络新媒体出现之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主权、政治权威受到了新挑战。网民们在虚拟空间里释放“民主”诉求，不同程度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被娱乐化、政治人物被调侃、政治权威被消解，严肃的政治语言被网络语言所取代的现象。如何让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适应互联网时代特点，占领互联网意识形态主阵地，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意识形态的不同语境并不是相互孤立、相互割裂的，而是相互嵌合、有机联系的；其运用场域虽有不同，但其核心所指是一致的。从思想舆论领域的谱系划分，还可以将意识形态领域分为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主流意识形态，要坚决守住；黑色地带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是负面的东西，包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要坚决抵制；灰色地带是介于二者的中间地带，需要辨析与引导。守住“红色地带”，压缩“黑色地带”，争取“灰色地带”，需要增强阵地意识，勇敢担当使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

　　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战略部署，为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导向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即一方面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保持“战略定力”，另一方面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时代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实现解放的切实路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的辩证统一，也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鲜明的目标导向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形成强大“历史合力”。

　　第二，公平正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正义特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的价值正义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张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人类从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社会理想形态。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其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正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期待。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体现了鲜明的道德正义。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依靠暴力侵占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通过帝国主义战争瓜分世界掠夺殖民地，以及通过不平等不合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来实现其发展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中国人民自身努力而开创的，中国的发展既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又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单一模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亮的“名片”。最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彰显了国际正义。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国际政治日益走向霸权的末端，美国的霸权主义总是将他国设置为“假想敌”，以冷战思维造成了世界局势的紧张、冲突和灾难，从根本上讲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内在危机所造成的。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原则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这种政治正义超越了神学正义、强权正义、功利正义，将会成为国际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三，开放包容。一方面，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广聚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的共识，形成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梦是“家国情怀梦”“幸福人生梦”“和平兴国梦”“相通世界梦”的“集合体”，需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团结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融通古今中外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资源，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秉持开放互联、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广阔胸怀，完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推动文化多样化进程。习近平指出，“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要坚持文明互鉴互赏，消解意识形态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

　　第四，务实高效。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两大奇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有效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的最好诠释。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取得多方面的历史性成就，为世人瞩目。中国从1978年GDP仅占世界1.75%，发展到今天GDP占世界16.1%，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40多年来，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从1978年的占总人口的82.08%下降至2018年的40.32%；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下降至2018年的1660万，累计减贫7.53亿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取得了实质性的飞跃，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1.7%，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371元，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70%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在扶贫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形势向上向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公信力显著增强，正面舆论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思想文化阵地更加稳固有序，海外看好中国的声音明显增多，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制度优势。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保证。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与政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南，它为政党的组织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或观念的“思想体系”的支撑。“意识形态是一组关于人类和社会本质的理念、信仰和意见，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社会应然状况以及如何组构，提供一种理论的框架”。另一方面，政党又是社会实践的主要执行者，是将“思想体系”转变为现实的重要主体。“政党是一个试图通过全部或者部分掌握国家政权来推行在某一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政策的组织。”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意识形态始终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重要制度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显著特征。正因如此，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惠及人民，从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赞誉。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度的根本要求。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指导思想是关系政党性质、国家方向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学说，是无产阶级为人类寻求解放、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改革道路的认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问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

　　第三，坚持上下联动的意识形态教育制度。意识形态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定的国家机器对社会成员进行传播。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建立了一套上下联动的意识形态教育制度。一方面，对全体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强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机制就是对党内成员坚持姓“马”与姓“共”相统一的思想教育机制，是确保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凝聚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重要使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聚民心”，共同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育新人”的显著优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兴文化”的显著优势；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兼顾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形象”的显著优势。围绕着“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文化”等内容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

　　第四，坚持意识形态的“双为”“双百”与“双创”制度。“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不同的阶级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不同，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思想引擎，是阶级性、政治性、思想性、灵活性的有机统一；而落后、保守的意识形态则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抑制社会变革，阻碍社会发展，具有封闭性、狭隘性等特点。“双为”“双百”与“双创”制度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的发挥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首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双为”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不能动摇。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特征，回答“为谁服务”是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根本内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原则问题，是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本质特征，应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等制度予以贯彻执行，避免“去意识形态化”错误倾向。其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张力的自觉性体现。意识形态内在地要求成员认同统治阶级的秩序规则和统治阶级的主流价值观念，没有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顺从会禁锢人们的思想、抑制社会变革、阻碍社会发展，因此激发意识形态的思想活力非常重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是顺应新时代文化多样性、文明互鉴互赏的重要方针，是文化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意识形态时代化发展的重要文化制度。这里需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既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和反对错误思潮，也要创造积极健康的思想氛围和学术发展空间，避免“泛政治化”错误导向。最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方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不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斗争。时代坐标与历史自觉高度统一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的关键要素。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新时代的特点、直面新时代所提出的课题，清醒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彰显新时代意识形态的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科学性与价值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历史性与时代性、思想性与方法论相统一，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着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后期进程，带领人民凝心聚力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3]〔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李迅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