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卫生搞好了吗？乱停车问题解决了吗？我就是不交物业费！”

　　“民法典都规定了，不交物业费是违法行为。大家都跟你一样不交物业费，那么卫生靠谁来打扫？”

　　……

　　7月27日，《法治日报》记者走进天津市红桥区芥园街道法官工作站，看到一起物业服务纠纷的诉前调解工作正在这里进行。

　　刚开始，居民和物业方互不相让。法官工作站的员额法官刘长青、尹洪顺带着书记员王佳兰，决定采取背靠背的调解方式。经过一番释法说理，双方平息了怒气，认真考虑后达成和解协议：物业公司减半收费，业主马上交费。一场原本要进法庭审理的案件就此化为无形。

　　在天津，类似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天津法院在2019年探索启动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基础上，于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期间，进一步深入推进这项工作，完善机制，全面展开了“把庭审开到一线，把服务延伸到基层”的新实践，将大量矛盾纠纷挡在了诉讼之外，全市法院收案量下降。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深入天津基层法院进行调查采访。

　　深入一线释法说理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记者看到，在调解这起物业服务纠纷过程中，双方对法官的释法说理非常认同，频频点头。

　　“您看啊，这个小区的绝大部分业主都交了物业费，你们以卫生标准没达到要求等为由，拖着不交物业费，可能不合适，即便将来上了法庭，你们也未必能赢，关键是心力与时间都无端消耗掉了，不值得。”刘长青对拖欠物业费的业主讲明利弊。

　　与业主沟通完，刘长青又与物业公司的代表协商：“你们的工作也不是没有瑕疵，业主们向工作人员反映了多次，你们也没有及时回应和解决问题，您看，这是他们拍摄的照片……”

　　达成和解之后，现场补交完物业费的业主潘先生向刘长青他们竖起大拇指：“法官来到老百姓身边，用咱们听得懂的大白话释法说理，接地气，我们服气。”一旁的物业公司代表也为法院的这项司法为民工作点赞。

　　今年上半年，刘长青三人组诉前化解矛盾纠纷共计400多起，做到了“案结事了、百姓心里顺”。

　　就在同一天，红桥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贺长滨与人民调解员史惠颖一起，来到红桥区西青道160号的名景花园小区，对家住该小区2号楼的张大妈进行回访。

　　“老太太身体怎么样，还有没有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贺长滨问。

　　“身体挺好的，就是小脑有点萎缩，有时候犯迷糊。”老人的大女儿紧紧握着贺长滨的手感谢道，“多亏了你们，这么快就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贺长滨与张大妈相识，缘于一起继承权的案子。当时，张大妈的儿子因故去世，儿媳妇因房产的继承问题与张大妈闹得很不愉快，双方差点到了“对簿公堂”的地步。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妈得知其小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设有法官工作室，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贺长滨。

　　耐心、细致地了解了来龙去脉后，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贺长滨很快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经过充分的释法说理，张大妈和儿媳妇解开了心结，长时间困扰婆媳的难题就此化解。

　　类似的场景，也正在天津其他地区发生。

　　前不久，河西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员额法官蔡常余成功化解了一场邻里纠纷。居民李大爷反映，由于楼上邻居的房屋漏水造成自家厨房房顶及物品被淹，经居委会、派出所多方沟通，双方都未能达成一致。对此，李大爷非常生气。

　　了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蔡常余通过社区工作人员与楼上邻居取得了联系，为其解释相关法律、规定并耐心劝导，最终邻居答应当日下午派工人为李大爷修复受损的房顶。

　　“如果不是蔡法官，我找楼上邻居拼命的心都有了。”李大爷感激地说。

　　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员额法官周凯也参加了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好多纠纷表面上是法律问题，其实是人们的心气问题。如果心气顺不了，一上来就跟当事人讲法律，大都会吃闭门羹，“先谈心，谈生活，谈工作，谈为人处世，如果当事人愿意跟你沟通，事情的解决也就差不多了”。通过学习实践，周凯几乎成了半个“心理疏导专家”。

　　对此，贺长滨非常认同。她认为，化解矛盾不是“和稀泥”，而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这样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积极参与诉源治理 把服务延伸到基层

　　在很多人印象里，法官都是坐在法庭里审案的，为什么天津的很多法官都到基层去了呢？

　　今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抓前端、治未病，是我们推进员额法官进社区的出发点。”红桥区法院院长李鹤贤说。

　　数据显示，从2016年到2019年，红桥区法院办理的婚姻家庭纠纷、物业服务纠纷、邻里纠纷、房屋租赁纠纷等方面的案件大幅度增加。对此，该院研究室主任王飞解释说，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立案登记制改革；老百姓的依法维权意识增强；老百姓对法律的专业需求与社会供给匹配不上。

　　“我对员额法官参与诉源治理的理解，就是要带着专业的法律知识、为民服务的心，扎到基层一线，与其他部门形成合力，把大量涉法的非诉业务解决在萌芽状态，促进基层和谐。”贺长滨说。

　　于是，红桥区法院大力推行“9+3+N”工作模式，优选包括贺长滨在内的9名群众工作与司法工作经验丰富的资深员额法官，分别配备到辖区内的9个街道，辅以巡回审判、巡回法庭、法官工作站等工作同步推进，与街道、社区、行业等主体深化多种形式的联动共建，不断拓展司法服务覆盖面。

　　从全市层面来看，红桥区法院面临的情况也是其他区法院面临的共性问题。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一些基层法院根据自身的实际，出台了配套措施，推动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的持续、深入。

　　河西区法院派出的员额法官与该区的员额检察官、骨干律师与公证员一起，组成法律服务队伍，进驻该区149个“社区法律工作室”，打造法律服务的“河西样本”。

　　津南区人民法院参照社区、村网格的布局，设立“网格联络站”与“网格法官”，把“网格联络站”与“无讼社区”创建紧密结合，通过“周联系、月驻站、季排查”等方式，实现纠纷防范化解全覆盖。

　　滨海新区法院利用“互联网+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及网上立案等智慧法院应用系统，打造了“社区微法庭”，使员额法官下沉基层时借助该法庭与人民调解员共同参与矛盾调处，还能零距离为群众提供立案矛盾调处、立案辅助、普法宣讲、释法明理、预判诉讼风险等服务。

　　“围绕诉源治理，各基层法院都结合自身实际与专业优势，实现了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的第一步走稳走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直属机关委员会专职副书记赵震野说。

　　审理一案引导一片 以案释法效果显现

　　除化解矛盾纠纷外，员额法官们还要做好另一件事，即社区普法。用红桥区法院入驻社区的员额法官杨雪的话说，就是“审理一案，引导一片”。

　　前不久，在红桥区铃铛阁街道南头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的一场巡回审判，让参与旁听的社区居民印象深刻。骑着电动车的张大爷与王某驾驶的汽车在道路上发生了剐蹭，造成其腰椎骨折，因赔偿金额商讨不定，老人便将王某与保险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开庭是在法院开，还是以巡回审判的方式在社区开？杨雪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与老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案子，在社区开庭的话，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明显，普法效果更佳。

　　“法律保护守规则的人，骑电动车不戴头盔，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以后骑车可得注意。”旁听庭审的李奶奶自言自语。

　　“可不嘛，赔偿是小事，伤了自己身体不值得。”有人补充。

　　听到这样的对话，杨雪心中一喜：到社区开庭的目的达到了。

　　在此基础之上，红桥区法院积极选取婚姻家庭、相邻关系、物业服务等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民事纠纷，以及交通肇事、故意伤害等典型刑事案件在相关社区开庭，实现社区开庭常态化。同时，该院要求案件承办团队通过“就地开庭、就地调解、就地宣判、就地释明”的方式开展巡回审判，邀请社区居民、人大代表、调解组织等现场旁听、现场评说、现场解答，确保取得“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无独有偶，津南区法院网格法官联合旅游景区所在的派出法庭，针对旅游景区的纠纷就地开展巡回审判，并联合相关单位，利用周末、节假日等人流密集的时机进行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实现了纠纷快收、快调、快审。

　　“2020年以前，我们法庭涉旅游类案件收案数量年平均为10件，2020年之后到现在收案数为0。”网格法官郭文超说，以案释法的效果已经显现。

　　此外，作为网格法官的工作延伸，津南区法院先后在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津南区八里台第四小学设立了法官工作站，旨在将法院纠纷化解职能引向前端，注重涉校纠纷源头化解，通过法律咨询，法治公开课，在线调解等形式引导师生与家长理性维权、依法解决问题。

　　进社区的员额法官们还注意到，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纠纷、消费权益保护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物业服务纠纷及民用水、电、气、热力纠纷等，是老百姓关注度较高的领域，以专题讲座形式进社区宣讲，就成为他们普法的一个个有力抓手。

　　用老百姓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传播法律知识，引导其形成知法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良好行为习惯，是杨雪、郭文超的共识。

　　结合实际勇于探索 不断强化机制建设

　　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既是“马锡五审判方式”在新时代的传承，又是新生事物，实实在在地发挥着服务社区、服务百姓、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与此同时，新生事物又有其发展的规律，修正方向、自我完善，必不可少。

　　有部分员额法官认为，该项工作能否坚持下来，取决于员额法官的梯队储备厚度。目前，大多数基层院是专业素质高、社会经验丰富的员额法官在社区服务，但同时带来一个问题：这些员额法官中部分人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年富力强的中生代、潮气蓬勃的新生代，如何做到代际传承？

　　还有员额法官提出，入额的法官每年都有办理案件数量的硬性指标，如何把握好庭审办案与社区服务的时间匹配是个大问题。

　　有个别员额法官认为，诉源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法官只是一支重要的参与力量，更多的是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联系各方力量把工作做好，千万不能“一花独放”。

　　“我希望对服务在一线的法官们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比如工作时间的设置更为科学，有更为系统的培训，带薪休假更为灵活等。”一位员额法官说。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基层法院已经作出了积极探索。

　　红桥区法院的9名资深员额法官全部从该院的告申部门派出，平时每名法官相对固定地服务一个街道，如果有需要的话，法官们会组成办案团队，攻克时间紧、有难度的案件。同时，该院将开展巡回司法服务的工作岗位作为年轻干部轮岗交流的重点岗位，着重锻炼年轻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增长基层工作经验。

　　在此基础上，法院通过固定点位的巡回法庭、随时响应的法官工作站、轮流值班的矛盾调处中心服务岗建设，进一步增强诉讼服务关口前移力度，让群众体验诉讼服务零距离；通过诉调对接中心适当引流分案到各巡回法庭、法官工作站及矛调中心，实现简案分流快处，避免下沉力量“空转”。

　　在考核方面，包括员额法官在内的进社区工作人员不在机关考勤，全部下沉办公，根据行政区划包街、包片，明确告申庭为院内牵头部门，实现归口管理，同时搭建各相关部门主动支持、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完善考核管理，将各审判执行部门及审执团队开展巡回司法服务工作的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与部门负责人业绩挂钩，提升工作主动性。

　　从今年4月14日起，河西区法院依托“社区法律工作室”的平台，派出约100名员额法官，轮流在每周三上午9点至12点准时“坐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从7月7日开始，56名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法官助理也加入该项服务中，保证了梯队建设的延续性。

　　作为全市法院系统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的推动者，赵震野说：“天津高院更加注重的是员额法官进社区的体系性建设，如人才库建设、工作规范建设、评价体系建设等，体系建设是基础，能让探索性成果得到沉淀，让未来的工作拓展方向更清晰。”

　　在体系、机制建设上，天津大多数基层院都有了强烈的意识。

　　滨海新区法院在“微法庭”的立项、建设、功能体现、内容服务、考核、评价等方面都有细化的参数和标准，“微法庭”群众满意率达93.28%。红桥区法院打造的“9+3+N”的巡回司法服务体系已见雏形。津南区法院同时制定了《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法官入网格”活动的实施方案（试行）》与《“网格法官”工作规范》，就网格法官的工作内容、职责分工、纪律要求等进行了细化规定。

　　“下一步，天津高院将继续鼓励各基层单位根据自身实际勇于探索、百花齐放，同时注意搜集共性的经验，及时以文件的形式把有益的探索成果固定下来，为员额法官进社区工作的再深化储备新动能。”赵震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