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邯郸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张静静

　　整理：河北法制报记者李胜男

　　重罪检察责任重大，主要负责刑事案件的办理，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益求精，是检察人不变的坚守，更是检察机关惩罚犯罪、维护公平正义的不二法宝。我曾经参与办理过一起重罪案件，直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2007年一个隆冬的深夜，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子趴在城外的桥边，不治身亡。2021年，公安机关清查积案，在留存的被害人皮肤组织中发现了嫌疑人王某的DNA，由此该案告破。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打开卷宗，鉴定意见证明，在被害人手上提取到了嫌疑人的DNA；尸检报告证明，被害人是被锐器捅死的；证人证言证明了案发后的现场情况。接着往下看，卷宗中有这样一段讯问记录：“我当时想抢点钱花，看到一个女的自己在街上走，手里拿着手机，我就跟着她一路走到了城外的桥边，掏出刀吓唬她逼她把手机给我，她不但不给还把我抓伤了，我一生气就捅了她两刀，然后我就跑了。”看到这里，我发现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能够互相印证，证据链基本完整。

　　继续梳理卷宗，我们发现，嫌疑人的四次供述中，只有一次是完整的有罪供述，其余几次，要么含糊不清，要么避而不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中间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

　　带着疑问，我们提审了嫌疑人王某。当我们问到关于案件事实部分时，他说“我是被逼的”。职业敏感性告诉我们，必须把王某的辩解问清、问透、问细。“谁？什么时间？在哪儿对你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了几次？刑讯逼供的情况你都给谁说过、反映过？你辨认的现场真不真实？讯问笔录上的字是不是你签的？”面对这一系列问题，王某含含糊糊答不上来，就只是一直坚称遭到了“刑讯逼供”，却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为了核准王某的供述是否确实，也出于对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正当诉讼权利的保障，我们分析研判后决定，应当下功夫去做的，就是核实嫌疑人供述的证据收集过程是不是合法。

　　我们调取了王某出入看守所的羁押记录——羁押过程合法；体检记录——进出看守所身体状况正常；办案民警出具了说明——没有刑讯逼供；一帧一帧地观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在供述中神情自然、语言连续，时而沉思、时而用手比划、时而解释、时而反问，能准确地说出案发地点的特征、完整的犯罪过程，以及一些别人不可能知道的小细节。看完录像，我们一致认为，王某极有可能撒谎了，他其实并没有受到刑讯逼供。

　　我们决定重新审查卷宗。毕竟，说到底，现有的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在一定意义上会被嫌疑人认为是“自证清白”，难以让他心服口服。另一方面，被害人家属等了十几年，案子好不容易破了，万一开庭时被告人依然不认罪，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矛盾。我们仔细审查，看是不是还能找到其他线索呢？

　　突然，一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在县看守所的时候跟同监号的人说过我被刑讯逼供过”。确实，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王某在县看守所隔离羁押过几天。要想在有限的审查起诉期限内，找到那些当时跟他同监号的人，并一一核实，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被转所，有人被取保，还有人已经被释放，分散在多处，但追求公正的使命和挖掘真相的决心，使我们果断行动。

　　广平、魏县、市第一看守所，我们询问了一个又一个曾跟王某同监号的人，都没有收获。直到最后一个，转机出现了。这位“特别的证人”李某告诉我们，王某没跟他说过刑讯逼供的事儿，但跟他说过另外一件事情。无巧不成书，俩人在看守所一起聊天的过程中，王某得知李某就住在当年案发现场的那个桥旁边，正好知道当年桥边有人被捅死的事情，他就得意洋洋地跟李某说，自己就是因为这事儿才被抓进来的，还说都过去十几年了，现在才被发现。听到这里，我们十分惊讶，本来是核实王某有没有受到刑讯逼供，没想到还能有意外收获。这下，不光王某的谎言彻底被拆穿，反而多了一个证明王某犯罪事实的有力证人。

　　检察机关决定以抢劫罪对王某提起公诉。案件移送到法院之后，审判人员对我们提交的证明证据合法性的材料，认为几乎是完美的。开庭的时候，被告人仍然表示受到了刑讯逼供，但是辩护人却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这说明，辩护人对我们提交的证据也是认可的。当我们出示了体检记录、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侦查人员也出庭作证之后，被告人仍然表示受到了刑讯逼供，表示不认罪。但是，当我们宣读了这份他的同监室人员的证言之后，被告人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最后表示自己确实说谎了，当庭认罪悔罪。

　　这个办案过程再次说明，任何犯罪都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绝不会容忍任何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颠倒黑白。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王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