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读《一个女人的故事》

　　□何况

　　《一个女人的故事》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谈到她的代表作之一《一个女人的故事》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某种东西。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世界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

　　一般认为，《一个女人的故事》属于自传体小说，它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以真实平实的口吻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写实性地再现了法国“二战”后时期下层百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读她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她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录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

　　战争时期，下层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许多人破罐破摔，自甘贫穷，但“我”的父母却通过不懈奋斗慢慢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并把他们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唯一的女儿“我”身上，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上得起的私立学校。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他们对另一社会阶层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仰视，同时为自己的平民身份更加感到自卑。

　　令人伤感的是，当女儿真正地实现了父母亲的“梦想”，进入到人人羡慕的社会阶层时，却与父母产生了无法调和的隔膜，永远地和那个她出身的世界分离了。由于亲人之间不再有心心相印的理解和心灵上的沟通，女儿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一个女人的故事》以这样一段安妮·埃尔诺少有的抒情文字收尾：“我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正是她和她的语音，她的手，她的动作，她的一颦一笑，把现在的我和童年的我联系起来。现在我失去了我与我出生的那个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

　　读《一个女人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家熟悉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下层贫民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明白如何从人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解读个人心理活动，并揭示其社会动因。安妮·埃尔诺的目光始终盯着社会的人，竭力表现个人心理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大大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的视野，从而使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性生活的实录，而成了时代和社会的一面镜子。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大多短小精悍，像《一个女人的故事》不到5万字就解决问题，实在令人佩服。换了我等拙劣的写手，没有二三十万字打不住。在这部叙述者和主人公合而为一的中篇自传体小说中，读者看不到波澜起伏的复杂故事情节，也看不到惊心动魄的宏大叙事场景，有的只是对日常琐事的淡淡回忆。随着一个个充满生活气息和生命活力的细节展示在读者面前，生活的底色也呈现出来了。这正是安妮·埃尔诺作品的高妙之处，值得细细咀嚼。

　　像周作人那样写平实的文章，像弘一法师那样写稚拙的书法，都是很高的境界。安妮·埃尔诺的作品也被公认为语言自然，简洁流畅，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她从不使用冗长复杂的句子，也很少使用具有夸张色彩的形容词和修饰语，她说：“女性小说中近乎疯狂地使用那么多的形容词，如傲慢的神态、阴郁的声音、嘲讽的口吻、尖刻的语气等，我想不出现实生活中我周围的人有哪一个可以被用上这样的词汇来修饰。我觉得我一直是在使用着这种当时很物质化的语言来写作，而不是用当时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词汇来写作。我永远也不会体会到运用比喻方法的神奇以及运用文体修辞的喜悦。”这给我们很大启示：平淡不等于泛味，简洁的白描或许更精确、更有冲击力，当然也更检验作家的功力。

　　值班编辑：林少颖 审核：方琮 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