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崇

　　最近，重读了一遍路遥的《人生》，心头依然感慨万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部作品的影响太深刻了，“高加林和刘巧珍”的名字，从未在记忆中消失过。

　　曾经有一种说法，把高加林比作“现代陈世美”，重读《人生》之后，我是不认同这种说法的。应该说高加林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是那个年代农村部分青年的一个缩影，不能简单地非A则B。

　　高加林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是农村新青年的代表。他不安于现状，“十几年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他是有才华的，当民办教师时，兼上算术、语文、音乐、图画等课程，可谓多才多艺;当通讯干事时，更加突出了他的采访、写作才能，使之“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地区报和省报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高加林的本质并不坏，他“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他对高家村这片土地满怀深情，对他的父母、巧珍、德顺爷……满怀深情，他放弃巧珍时，并非那么绝情，也是满怀矛盾、内疚和亏欠的。他有自尊、不谄媚，“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高明楼、刘立本家)”，有一般知识分子的“清高”。他能够吃苦耐劳，在农村能出山劳动、灌大粪(虽然这方面并不擅长);第一次参加通讯报道工作，就不顾生命安危，在暴风骤雨中摸黑到受灾现场，在艰苦条件下一待五天……这样看来，高加林的闪光点还是不少的。

　　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高加林和大多农村青年一样，难以逃离“时运不济，造化弄人”的怪圈，特别是城乡体制割据，造成命运对他的不公。当个民办老师，被关系户挤“下岗”;当个通讯干事，属于“走后门”，被清退了。本想兢兢业业干出一番事业，却没能得到一个好的平台，理想一次次破灭。所以分析高加林时，并不能抛开他当时的情境、心境，特别是那种想急切摆脱命运束缚的渴望。

　　当然，高加林个人也是有问题的，主要是他的虚荣心作怪。把进城当作人生目标，这不算坏事，但不能把这当作唯一前进的阶梯。虽然知道是通过“走后门”成为国家干部的，开始有些惴惴不安，但最终还是欣欣然接受。看他，进城时“高兴得如狂似醉”，虽不敢说完全忘本，但至少是飘飘然，有些忘乎所以了;知道有机会进省城培训，马上就把和父亲、德顺爷谈话的情绪抛之脑后。高加林在荣华富贵面前是迷茫的，他的心一下子飘得太远了，就如德顺老汉说的：“你把良心卖了!加林啊……”最终，生活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浮得高、跌得重，竹篮打水一场空。

　　从客观来讲，高加林的这种心态、这种表现具有普遍性，非单一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能表述清楚，况且，他并不厌旧，时常因思旧而痛苦。是在那种时势之下，他不得不作了一个选择。我现在仍然认为，他的选择不能简单地定对或错，作为一个本来就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今后是面对一个文盲村姑、还是一个青春活泼的城市知识女性?是比较矛盾的。换一个角度，如果是自己在那种处境下，又会如何抉择?

　　人无完人，人有七情六欲，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当然，这些都是以不触碰道德底线为基准的。高加林最终还是触碰了“抛弃”刘巧珍这条底线，至少是高家村人认为的底线。

　　最终，回到《人生》的话题，还是“抉择”的问题—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对情感的抉择。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三个应该”的提醒，应该慎重，应该克制(特别是对欲望的克制)，应该不触碰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也许，这样的人生才能坦坦荡荡。

　　再提一下刘巧珍和黄亚萍两位女主角，她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共同点是都很善良、很真诚、很勇敢，对待生活，是热枕的、富有激情的。特别是在感情方面，均能够大胆地追求自己的所爱。我不赞同对黄亚萍的贬义评价，认为她对待爱情是这山望见那山高，其实书中已明确交待，她对张克南自始至终就没有爱情，不属于移情别恋之类的。她是真诚的，真诚地爱着高加林，也因为高加林必须回乡当农民而矛盾痛苦。

　　小说的结局，是不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爱情悲剧，令人遗憾。这不能归结为高加林一个人的错，这应是那个年代特殊时势造成的，是城乡发展矛盾的集中体现。其中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至今还是很有意义的。

　　值班编辑：林少颖 审核：方琮 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