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山

　　明嘉靖三年(1524年)，京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左顺门”事件。杨慎等230名大臣跪在左顺门外哭谏，要求年轻皇帝遵从祖训。嘉靖皇帝大怒，出动大批锦衣卫，将他们拖离现场，其中142人被逮捕下狱。皇帝下令，四品以上罚俸，五品以下押至午门外，每人廷杖一百惩处，17位大臣当场殒命。

　　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在改换父母，追尊皇考这件事上，嘉靖皇帝尤显倔强，丝毫不肯让步，最终酿成血案。之后，有司又对在京官员的站队进行了清查。

　　时任吏部郎中的李默因为感情偏向“礼派”，而且不愿改变自己的观点，被朝廷找了一条理由贬到宁国府任同知，后改任通判。从云端中跌落的李默并不因此而自怨自艾，他利用到基层任职的机会，亲近民间，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实事。不久，太守去职，新官迟迟未到任。作为通判的李默主动承担起州里的各项事务，修路架桥，兴修水利，博得官民的一致好评。几年后，李默因政绩突出重新回到吏部。

　　李默，字时言，号古冲，公元1499年出生在建安高阳乡(今属顺昌县)，是“延平四贤”之一的理学家李侗的裔孙，其家学渊源，自小饱读诗书，志向远大。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22岁的李默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中枢官员的人才库。从这里，李默开始了他长达38年却不平坦的官宦生涯。

　　嘉靖元年(1522年)，李默任户部主事，负责考核户部及所属官员的品行和政绩。李默的才华和干练，让他很快在同僚中脱颖而出，不久即升任兵部员外郎。这时候，北方重镇大同军营由于管理不善发生了士兵闹事，加之兵部侍郎胡瓒处置不当，引起哗变。兵部紧急调派李默前往。李默显示了他老成持重的办事风格，他深入军营，耐心听取士兵的倾诉，并协调各方妥善解决，平息了，将要发生的兵变。回京后，李默以功升迁吏部郎中。任中，李默积极条陈地方事宜，提出许多有益建议。他对山川地理很有兴趣，多方搜集资料，编有《大明舆地图》。他在地图中详解地方物产、形势要害、屯兵位置。就在这张地图中，标明了钓鱼岛属于中国。嘉靖皇帝看到地图，予以嘉勉，并指示作为重要文献交内阁保存备用。

　　嘉靖一朝，边患日益严重。北方有虎视眈眈的蒙古草原部落，时而进犯;南方有日趋猖獗的倭寇海盗，不断滋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秋，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出兵侵犯，兵锋越过长城，一度进逼京都。由于当时大量军队都被派往边境驻防，京城内统共就只有四五万军人，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者。嘉靖无奈，下令文武大臣，每13人负责守卫一个城门。时任吏部侍郎的李默奉命率五千士兵守卫正阳门。强敌当前而又缺兵少将，该如何应对呢?李默审时度势，将周边街坊里年轻力壮的百姓组织起来，叫做“苍头军”，发给武器，让他们和军队一起守城。正阳门城楼上军容雄壮、旌旗飘扬，蒙古军望而却步。李默沉稳的应对能力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

　　第二年，吏部尚书夏邦谟退休，李默接任尚书职务。这打破了有明一朝四十多年来，未有侍郎直接升任尚书的循例。吏部尚书掌管一朝大臣的升迁任用，位高权重，但也时时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上。李默坚持任人唯贤、唯德是举的原则，推行“进贤拔滞，澄清吏治”的举措，给黑幕重重的朝政吹进一缕清风。

　　嘉靖皇帝平时不上朝直接处理政事，而是终日沉浸在道家的修玄斋醮之中。朝政由几位内阁大学士主持。此时，严嵩出任内阁大学士，严嵩很看重人际关系，他是江西人，江西籍的官员便和他走得很近，并得到实惠。朝中一些官员也都想方设法投靠他，渐渐结成同声连气的一党。而李默尤其厌恶在官场上结党营私，想通过主持吏部之机革除弊端。但李默的做法，很快就遭到朝中严嵩一党的激烈反对。这年秋天，辽东巡抚出缺。李默拒绝了严党推荐的人选，他经过考察，主张由布政使张臬继任。由于张臬一向不与严党同流合污，严嵩极为恼火，指使人诬奏李默“不堪”吏部任。嘉靖皇帝听信谗言，将李默削职为民，改由严党中的万镗出任尚书。但一年后，万镗即犯事被免。嘉靖皇帝又想起一身清白、做事公正的李默，御批复用李默为吏部尚书。而且为了安抚李默，嘉靖特地在御书上褒以“忠好”的评价，命“入直西内，赐直庐，许苑中乘马”，给予许多优待。不久，“寻进太子少保。未几，复命兼翰林学士。”皇帝如此重视李默，加深了严嵩一党对李默的嫉恨和迫害。这时，不少同僚都劝李默要明哲保身，见好就收，不要和位高权重的严嵩直接对抗。李默却这样回答：“吾备位公卿，年几六十尚复何求?”他已将自己的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不仅自己坚决抵制严嵩及其一伙人结党营私，而且告诫部属不可与他们为伍。

　　严嵩一帮人视李默为绊脚石，于是李默与严党之间的斗争也愈加炽烈。先是给事中梁梦龙以“废法行私”的罪名弹劾李默，李默上章自辨，并表明自己坚持原则的立场。嘉靖皇帝以“安心供职，以副简任”来安抚他。李默的地位没有动摇。

　　但风暴还是来了，而且还是无法躲过的特大风暴。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李默主持的吏部会同周延主持的都察院考察全国各地百官。这次外出考察，李默秉公办事，“戒门下，谢宾客，同直大臣亦不得燕见”，对不称职的官员，依情处理，或降职调用，或致仕闲住。不少严党人物受到处置。这时，李默与严嵩的心腹赵文华的矛盾也达到了白热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大举进犯江浙。在严嵩的举荐下，皇帝派工部侍郎赵文华到浙江视师。赵文华本无军事才能，到浙江只是一味欺凌官员，搜刮财物。总督张经对赵文华极为鄙视，由此种下祸根。赵文华下令张经进兵，张经不理会。赵文华以张经不听军令，上疏弹劾他。不久，张经在王江泾大败倭寇。赵文华却谎报军情，诬告张经因为自己是福建人，不愿与倭人结仇，以致“养寇失机”。嘉靖大怒，下诏将打了胜仗的张经逮捕，旋即杀害。

　　当时，朝中大臣对赵文华的“恣睢暴戾”虽然不满，但多因严嵩的关系，不敢与他公开对抗。唯独李默“以盛气折之”。作为张经的同乡好友，李默对张经的屈死十分同情，对赵文华的所作所为，更是视之如仇。

　　张经死了。但继任张经为总督的周、杨宜皆庸碌之人，致使江浙前线防不胜防，屡战屡败。于是，东南倭患问题成了严嵩和李默对抗的焦点。用何人为督抚，以何人为主将，双方严重对立。

　　赵文华下手了。他这次上疏弹劾李默，罪名有二：一是诽谤皇帝。李默曾主持部试入选，试题中有“汉武、唐宪成以英睿兴盛业，晚节乃为任用匪人所败”等语，赵文华认为，这是在有意讥谤当今皇帝，罪莫大焉。二是干扰江浙督抚用人，致使所用非人，东南涂炭，倭寇猖獗，将倭寇未灭的罪责完全推到李默身上。

　　嘉靖皇帝览疏大怒。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决容不得大臣有半点异议。讥谤之人，岂能放过。而东南倭患一向是嘉靖的心病。吏部选人用人，李默自然责任难脱。嘉靖当即下令将李默下狱，并判处斩刑。但未及行刑，李默已病死狱中。

　　八年后，生性多疑且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继位。南京给事中岑用宾等人上疏为李默伸冤。经过复查，李默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复默官，予祭葬”。万历二年(1574年)，追赠李默为太子少保。

　　《明史》这样评价李默：“博雅有才辨，以气自豪……有所恃，不附嵩。凡有诠除，与争可否。气甚壮。”气甚壮，恰是李默刚正不阿形象的最好写照。透过这寥寥的文字，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一位从闽地大山里走出的书生，站立在四百多年前的国家殿堂之上，昂起脖颈，挺着脊梁，身影孤独而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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