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鸿

　　如今自视为书痴的我，小学岁月里曾有不短的一段时间，对书不仅没有怜爱之心，反而异常残忍。

　　每逢暑假或寒假时总把课本撕掉，十张纸一起叠成一个三角形的纸包。纸包可以做什么?作为和同学或伙伴玩扑克的赌资，赢了会有更多纸包，输了则纸包越来越少。那段时间里，我上学期用过的旧课本，从未完好地保存到下学期开始。我手气不好，输多赢少。既然已经学过，教材就没有保留下来的价值。彼时的我，肯定是这么想的。

　　念及此事，恍如隔世。很难想象，当初的残忍何以演变至如今的爱怜?我至今未解。我明白的是，书之由不爱到爱，非瞬间可以达至转变的临界点。它是一条因人而异的渐变之路，没有可供总结、提炼的规律。

　　读初中起，忽然喜欢起书来。为了在镇上买一册余秋雨的《霜冷长河》，与母亲磨了一下午，拿到二十五元，兴冲冲地跑到店里，把那册书拿下。那是店里仅有的一册，我能不着急吗?万一被人捷足先登，岂不错失良机?那是镇上唯一的一册，一书在手，心中的富足感岂可言喻?

　　后来，加入贝塔斯曼书友会，认真填写订单，通过邮局把书款汇出，而后是如年深日久般的等待。等待着某一日，喜欢的文学书籍从遥远的异乡飞来。冯骥才的散文、舒婷的诗歌、林语堂的小说都是在那个阶段读到的。何为“书友会”?因书与作家结成好友，不也是可以的吗?以书为纽带建立起的友情，是牢固的、可靠的。

　　上了高中，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总要拐到东岭镇区，镇上的邮政书店是我必停留、驻足的去处。这里倒不是有多少好书，其独特处在于有最新一期的各种文学杂志或作文刊物。北京的《中国校园文学》、上海的《萌芽》、天津的《作文通讯》、江苏的《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还有忘了哪里出版的《语数外学习》与《课堂内外》，都是我每周余下生活费的最终去处。杂志的购买没有打折一说，都是原价购买。当然，我并不因花了钱而空虚，反而因买了杂志读了同龄人的佳作而倍感充实。

　　现如今，日日有书，日日阅读，是我生活的必需。不为增加谈资，与外力催促或某项任务无关，只因内心喜欢。喜欢的，才是持久的。

　　如果真要探究到底为何会有如此巨大转变的话，不外乎这几个原因。首先，撕的书是课本，对小学时成绩一般的我来讲，课本从未沉淀着多少美好的记忆。撕掉课本，并不等同于我不喜欢书甚至恨书。其次，文学书籍与作文杂志的魅力，实在不是课本中有限的几篇文章可以比的。它们比文章有限的课本丰富、深邃、有趣得多。最后，我和书籍的情感链接在初中时确立，那正是我对外界好奇、对自我懵懂的年岁。书籍的出现是对这种状态的最佳呼应，它瞬间打开我的视野，满足我的想象，理想之光从此在心中激荡。

　　由不爱到爱，就是所谓的成长吧。对我来讲，成长所得中最单纯、最豁达的一点，莫过于认定了书籍是最好的、最独特的。看似薄薄的一本书，往往沉淀着无比丰厚、幽深的精神财富。它是我此生不再分离的挚友，只有倾诉没有隔阂，只有理解没有矛盾，只有深爱不会责怪。

　　责任编辑：林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