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镇之计”上升到基层治理的“一国之策”，“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面旗帜。历经一个甲子，“枫桥经验”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永葆活力，离不开一个核心关键——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排头兵、先行者，浙江以“干部来引导”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保证，坚持党建统领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与群众自治有机统一起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主动靠前一步，把群众诉求和矛盾纠纷解决在当时当地。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变“被动”为“主动”，把群众冷暖放心上，把民情实事抓手里，努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变“坐诊”为“出诊”

　　哪里有矛盾，党员干部就出现在哪里；哪里的问题最突出，党员干部就深入到哪里。

　　浦江县原浦江中学，科技楼二楼的一间教室，依然完整保留着20年前的样子。10多张课桌拼成一张临时会议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2003年9月18日，就是在这间教室，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面对面接访群众，现场解决群众难题。

　　彼时的浦江，被称为“浙江信访第一大县”，信访情况在全省最严重、最复杂，矛盾也最尖锐，信访量和人均信访件也最多，可谓矛盾“窝”。而这也正是习近平同志把浦江作为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第一站的原因。

　　作为被接访的第一批群众代表，时隔二十年，杭坪镇杭坪村村民蒋星剑，至今仍记得习近平同志握住他的手，承诺会尽快解决20省道（现210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难题的场景。

　　“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当年12月，20省道浦江段拓宽改造工程破土动工。2005年10月，该路段全线贯通。蒋星剑并不是特例，那一次，习近平和有关同志共接访436批667人次，当场解决了91个问题。

　　此后，习近平同志又连续三年坚持每年选择一个县带队下访。在他的带动下，领导下访接待群众在浙江全面推开，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蔚然成风。

　　“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今天的浦江，每月15日县领导下沉联系乡镇、接待群众来访雷打不动，县“四套班子”周末轮流开门接访成为常态；在临安，“考场”不断向基层下沉，往一线延伸，“开门接访、重点约访、下沉走访、初信回访”下访接访格局形成，网上“考场”敞开大门，群众诉求“马上办、网上办”……

　　省领导下访律师随同、县级社会治理中心让老百姓有地方“找个说法”……纵观全省，20年来，浙江持续推动“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率先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工作法治化试点，创新构建在法治轨道上解决群众诉求的闭环体系，形成了“领导干部下去多了，信访群众上来少了”的良好局面。2022年，全省来信来访数相比2012年下降67.3%。

　　从“单一”到“多元”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村口，一棵百年香樟成了这里的经典地标。

　　2018年，村党委在钱三村民小组试点降低围墙。排查清楚情况后，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在樟树下议事”。百姓事、百姓议，村民们在算清经济账和长远账后，同意围墙改造方案。围墙降了，村容村貌变了，村民们的“心墙”打开了，小古城村的共富之路也开启了。

　　从小古城村“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实践，到温岭的“民主恳谈”，再到象山推广“村民说事”制度……浙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机制，充分激发基层治理新效能。

　　诸暨市暨阳街道小区数量多、分布密集，人口结构复杂，居民诉求多元。诸暨推动党组织和工作向城市网格“最小单元”延伸，在小区建起党支部，以此为核心，业委会、监委会、群团组织、物业企业等协同管理，同时链接民政、卫健、司法等部门和驻社区各单位、各行业党组织，推动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在小区党支部的支持和党员的带动下，“江大姐”调解室、“兄妹帮忙”工作室、“你点我调”工作室等一大批调解组织冒了出来。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家庭矛盾，不等社区街道出面，调解团队的志愿者们总能“化干戈为玉帛”。

　　杭州首个专门服务外来务工人员的新型社区，白杨街道邻里社区集聚了近万名技术工人。如何让大家身“融”心更“融”？社区依托社企党建联建，吸纳在职党员、企业员工、骨干青年加入“1+3+N”网格团队，设置53名“微网格员”，人均管理65户。每个居民都能发声，每个问题也都有反馈、有解决方案。

　　当前，全省优化调整网格8.5万个，细分微网格45万个，充实配强网格治理队伍84.5万人，全面构建“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楼道、楼栋）”治理体系，建立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实现民情在网格掌握、服务在网格开展、问题在网格解决。

　　从“个案”到“类案”

　　806、577、447、414、399……123，这是永康市人民法院龙山法庭从2013年到2022年的年诉讼收案量——案子越来越少，说明越来越多的纠纷在诉前得到化解。

　　“法官走出去、村干部请进来，相互配合，构筑起矛盾纠纷当地解的坚强堡垒。”龙山法庭庭长卢发扬这样说道。

　　龙山镇人大副主席、桥下东村党支部书记朱文哲，同时担任法庭“今日我当值”活动的值班村干部。前两年，桥下东村实施农房改造项目，朱文哲作为值班村干部立即介入调解，“村里有不少小产权房，买卖交易难免会出现隐患，一个案子解决不好，可能会引发更多矛盾。”朱文哲发挥人缘地缘优势，讲情理；法官指导法律分析，解法理。随着一个个难题解决、一个个心结抚平，项目顺利进行。新房造起来了，村民们喜气洋洋。

　　如今，龙山法庭的探索早已走出法院，迭代丰富为诉源、警源、访源“三源治理”新实践，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构建起了“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

　　2017年，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下进行了大胆探索：将诉服中心整体迁入区委设立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同时汇聚14个部门的解纷资源。就在当年，该院收案量下降31%。

　　台州黄岩法院、温州瓯海法院纷纷跟进，将诉服力量搬进社会治理中心。很快，这场探索燎原至全省，浙江全面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

　　从此，“有事找法院”变为“有事找中心”，诉讼情况得到明显改观。2022年，全省社会治理中心接待群众113.7万人，统一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66.5万件，办结61.7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2.8%。与此同时，浙江法院的收案数从2017年的全国第2位降至2022年的第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