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史诗、流寓传奇与民间仁义

　　——读黄宁《在南方》

　　□金春平

　　通常认为，地方、历史与时间往往充当着小说人物生长的叙事装置，它们以公共而远景的方式，不仅赋予文学人物及其行动以真实感、审美性和景深度，而且它们在与人的彼此互动互塑当中，制约、生成或激发着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面向，由此完成小说对人的发现、蠡测、审视与捍卫。其中，地方性的装置所呈现的是人与土地、人与家园、人与原乡之间的情感纹理，历史性的装置负责展示个体之人对历史共名的或顺承、或反抗、或疏离等行动姿态;时间性的装置聚焦于人对自我成长历程所呈现出的坚守、蜕变、羸弱和确立等生命哲学。而绝大多数小说只是将某一装置作为叙事空间，以此呈现人物在此空间当中的单向度光影。黄宁的中篇小说《在南方》(《花城》杂志2023年第6期)在紧凑而精巧的叙事结构当中，创造性地将福建与广东两地的地方性、历史性和时间性“并置”，以此开掘出地方的人、历史的人、时间的人的总体性生活肌理和存在面向。

　　《在南方》以抗战时期潮汕难民流寓闽地为故事背景。小说当中的潮城是家园的隐喻和原乡的象征，更是深隐着情感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的地理载体，因此，小说以“生活离乡——精神归乡——生活再离乡”的人物情感和行动结构，展示出人物谱系的“漂泊美学”。李爱英与阿秀的方言认同、林万华和李爱英的生活归乡、李伯和李周秀瑛及其家人的固守家园等展示出“神圣家园”的虔诚召唤，或者说家园与离散游子之间的深刻精神同体;但小说更聚焦于人物从潮城这一南方地理“离乡”之后，其地方性精神在他者空间(杭城)的弥散，善良、怜悯、隐忍、勤劳、质朴、韧性等是潮城离散人物群像的集体性格标签，这种潮城地方精神的弥散与介入，改变着他者地方空间(杭城)的人文价值生态，譬如丘开元对李爱英的情感爱恋、东家太太对李爱英的离别坦言以及将恒隆行交予李爱英、账房先生对李爱英和林万华的慷慨资助等;生成出他者与本土相交融的新人文价值形态，甚至展示出他者对本土进行改造和重构的价值生态革新，譬如李爱英和林万华外乡人在杭城的艰辛留守、接纳和认同。而对于杭城来说，无论是丘开元还是东家太太，则再次开启了“离乡”的生活漫游。也就是说，无论对于李爱英、阿秀、林万华，还是丘开元、东家太太、黄长田等，“离乡的流寓”或“在路上”成为小说及其人物的行动基调，由此小说捕捉到了人的日常行动性和人的精神原乡性之间的存在悖论，雕刻出人的精神皈依景观的普遍质地。

　　《在南方》将抗战历史作为一种凌厉而极端的生活装置，由此展开对历史共名之下个体存在、个体抉择、个体命运的文学形塑。小说一方面延循着“历史-人”的人物典型律，即个体人物的生活处境、生活行动、生活情感，均是历史共名的微观投射，李爱英和阿秀的离乡、李记裁缝铺的艰难运行、邱开元的慷慨捐赠、林万华的流浪生活、黄长田和豆仔的悲惨等，无不源于日寇入侵、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抗战历史场域，而当“求生”成为人的第一要务之时，传统的道德、伦理、情感、价值、秩序、理想、信念、惯例等，都将遭受巨大的震荡或瓦解的挑战与危机，这是作者对抗战历史景观及其规约之下个体之人普遍而内在的“精神创伤”和“人世悲凉”的触摸与裸露。另一方面，《在南方》当中强大的历史共名同样提供了多元而广阔的个体价值抉择、行动抉择、精神抉择的生活岔口，个体诉求与历史规约在抗衡当中，展示出丰富而深邃的情感、精神、道德、信仰和价值的或呼应、或反抗、或震荡、或溃散的生命质地。小说开掘出独具南方性的历史人文精神，譬如丘开元的慷慨赈济和积极抗日包蕴着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李爱英和阿秀的生活艰辛包蕴着坚韧乐观的生活热望和情感守望，林万华的颠沛流离包蕴着豁达积极的生活信仰和隐忍不屈，李伯的努力生活包蕴着持重安守的底层悲悯与责任道义等，特别是小说当中的生活羁旅者、漂泊者、被凌辱者之间的相濡以沫、慷慨侠义、江湖仁爱等民间道德品格及其实践，譬如李爱英与阿秀之间的互相帮助，李伯对黄长田和林万华的危难救助、林万华对朋友的慷慨扶困、丘开元对战争难民的济危扶困直至最后的壮烈牺牲等，也就是说，在战争的历史装置当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集体生活抉择是自觉而坚定的践行民间道义，这正是作者赋予小说人物的“南方历史精神”或“南方人文精神”，它是荡涤了历史的喧嚣、诱惑与芜杂，而澄澈出高贵、坚定而永恒的人性伟大和人性正义。

　　《在南方》还将时间作为强大而掣肘式的人物成长装置，在时间之流对历史走向、对个体行动、对生命哲学、对人心深邃的超强改造锐力之下，人的“存在”展示出流动易逝或恒定坚守等诸多生命面向，而诸多的生命面向，既是个体对自我局限性的理性认知，也是个体与历史记忆的自觉和解，还是个体与现世生活的积极重构。小说当中设置了抗战、“光复”和新中国成立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方面，小说展示出人物在时间之流当中所无力逃离的生命悲剧，他们与时间之流同频并最终败北于时间之流的囚禁和形塑。如恒隆行的衰败、阿秀的惨死、黄长田的离去、李爱的病逝、李周秀瑛的消亡等，小说当中诸多人物的离去、殒命或故去，固然有其各自的社会性成因，但作者在《在南方》当中，更多展示出的是在飘摇动荡的乱世当中，作为个体生命的无常、羸弱以及有限性等，这是人清醒地意识到却无力逃脱或拯救的存在困厄，也是小说所内蕴的现代主义式的人的发现。另一方面，小说还展示出人物即使深处时间之流的侵袭、改造或瓦解，即使不断经历时间话语的转换，却依然坚守、信仰、捍卫、践行和企望的生命哲学——李爱英的善良与隐忍、阿秀的担当与大爱、林万华的慷慨与乐观、丘开元的道义与牺牲、黄长田的责任与恪守、李伯的仁爱与执著等，都具有穿越时间迷障、穿透时间帷幔的道德、人性、人心和人格的“永恒性”，也正是这种“永恒性”，不仅充当着小说文本、人物和美学的精髓与灵魂，更是对南方人文精神、南方民间本质的勘探、剥离与还原。因此，黄宁在《在南方》当中对地方、历史与时间的巧妙设计和立体征用，突破了当前诸多小说单维度审视，或多维度彼此无法形成有机综合视角所呈现出的人的存在的局限性，而从地方家园、历史回归、时间镜像等维度传达独属于自己的经验、思想和想象，从而构建起一种以南方地方性抒写通达总体中国的兼备地方史诗、流寓美学、民间仁爱、生命传奇、存在哲思的新小说叙事形态。

　　责任编辑：林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