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杨士奇，明代前期重臣。惠帝时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修撰《明太祖实录》，成祖朱棣即位后，提拔进入内阁，以卓荦才能连辅四帝，功高至伟。《明史》这样赞誉他：“玉质金相，通达国体，随事纳约，不诡于心，而意尝近厚，转导监国，保身济主，有大雅之明哲焉。”平心而论，在封建社会的宦海中，像杨士奇这般“玉质金相”的廉吏当属凤毛麟角。

　　然而，这位“有大雅之明哲”的名臣晚年却演出了一场悲剧。

　　杨士奇儿子杨稷，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杨士奇在京城为官40余年，提拔官员数以百计，但“知子莫如父”，没有提拔杨稷，也没有给他在京城谋个肥差，这一点杨士奇做得极为正气。但是，他溺爱其子而酿成悲剧。杨稷远居老家江西泰和县，日子过得滋润，且身为宰相公子受到追捧，更为张扬的是，这位风光的高干子弟仗着老子的权势威望，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所在府县虽早有所闻，但投鼠忌器，不敢下手，而杨士奇却蒙在鼓里，“莫知其恶”，属下见其子败德事，以实相告。他疑之，写信给儿子，希望“果然，即改之”。儿子反诬他人，杨士奇自后也不再信“言子之恶者”。有“阿附誉子善”者，杨士奇即“以为实然而喜之”。怙恶不悛的杨稷变本加厉，结果犯下了几宗人命案，使得杨士奇名望大为贬损。朝中有大员上奏要求彻查杨稷，杨士奇颇为震惊，不顾年迈，辞官返乡，得知儿子如此恶行，气得一病不起，于正统九年(1444年)逝世。而杨稷即被“斩之”。这段被史书“略”去(也许是“为名臣讳”)的一页，却实实在在地见诸明人李贤的《古穰杂录》。这一悲剧玷污了杨士奇的一世清名。

　　杨士奇晚年的悲剧，究其根源，在于他刚愎与昏。我们尚且退一步说，杨士奇公务繁忙，疏于关心儿子，“莫知其恶”，但属下以实相告，他却始而“疑”之，继而“不信”，反而对献谄者的不实之“誉”却“喜”之。儿子依仗老子的权势，头脑昏热，胆大妄为，直至犯下人命案而不可恕赦。杨稷的堕落自有其个人品质问题，但杨士奇的溺爱、放纵难道不是诱因么?

　　杨士奇晚年的悲剧为世人(尤其是为官者)提供了一个堪为炯戒的明鉴。它的警示意义至少有三点：一是爱子要知其短。爱子之心，乃属常理，人皆有之，但是，绝不能爱子而“莫知其短(恶)”，要像了解儿子的脾性一样，对其“短”了如指掌，并在日常生活中督促其纠正。二是爱子不能护其“短”。杨士奇的“疑”“不信”，说到底是为子护短。倘若发现杨稷有恶，杨士奇即刻派人或责成当地官员进行追查，而不是光听信其辩白，及时加以遏止，杨稷也不至于深陷泥淖而不可自拔。三是为官者不能让子女倚势行恶。当年给事中廖庄尊、御史陈员韬等在奏劾杨士奇时说：“不能教子齐家，何以服人、事上?”此话剔除其“忠君”的封建糟粕，对当今的为官者仍有警策之力。

　　责任编辑：林少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