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报废的试验车被拼装修整后流入市场，一条非法买卖试验车的黑色产业链被挖出，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并制发检察建议堵塞企业监管漏洞；

　　用于居民小区设施设备维修改造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被不法分子盗用，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全力追赃挽损，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完善专项维修资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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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展示了20件2023年度全国检察机关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包括上述案例在内的一批社会治理问题得以解决，为检察机关高质效制发检察建议，助力推动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如何让一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达到高质效的标准？如何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治理成效？近日，记者深入探寻这些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制发过程与跟踪落实情况。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检察官向外卖骑手开展公益诉讼法治宣传。

　　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检察院干警实地查看试验车拆解流程。

　　湖南省湘潭市检察院检察官就医学证明文件监管情况到医院走访调研。

　　重庆市九龙坡区检察院以“检察建议+回头看”的方式与区住建委保持密切联系，组织人员对办事窗口进行走访。

　　制发检察建议

　　主动参与解决社会治理问题

　　在新时代检察制度的发展坐标上，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基于这一定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在推进规范司法、促进依法行政、推动改善民生、促进企业规范经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解决了一大批检察办案中发现的具有普遍性、共同性、行业性、区域性深层次问题。

　　对于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最高检党组始终强调，坚持质量先行，推动检察建议由“办理”向“办复”（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有关单位予以配合并及时将采纳检察建议的情况书面回复检察院。“办复”不仅要求有关单位对被建议事项有“文来文往”的书面回复，还要有“实而又实”的整改效果）转变，更好发挥检察建议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磨合，作为检察建议制发单位的检察机关不断从“办理”向“办复”转变，被建议单位也在从“要我改”向“我要改”转变。

　　“这样的转变事实上是检察建议不断发挥作用的一个侧面。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的监管漏洞，往往是难以从‘正面’察觉的，甚至需要对比大量的同类案件，从而提出‘靶向治理’的建议。”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徐嘉认为，检察机关不仅仅是一份检察建议的制发者，还是解决社会治理问题的参与者。

　　据了解，东城区检察院就新型网络传销治理问题向某科技公司制发的检察建议，来自对2020年以来该院办理同类犯罪案件的调查研究。制发检察建议后，东城区检察院充分听取公安机关、鉴定机构、科技公司等各方面意见，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定期询问网络犯罪账号处置情况，并对检察建议进行“回头看”。

　　以此案为牵引，北京市检察院与东城区检察院研发“新型网络传销治罪治理大数据监督模型”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应用，并在东城区检察院建立“绿色通道”，实现对涉案账号的快速处置，构建形成常态化涉传销数据双向移转机制。

　　对被建议单位而言，检察建议也是实现完善自身机制、为民服务迭代升级的契机。

　　例如开篇提及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问题，是在这笔资金被骗两年后，直至真正申请使用专项维修资金时才被发现。针对案件背后存在的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实质审查不够、定期公布制度落实不到位，以及有关部门之间信息“梗阻”和监管“脱节”的问题，九龙坡区检察院从完善职能机制、工作流程及数字赋能监督等方面提出检察建议。

　　对于这些检察建议，相关单位照单全收，专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专项维修资金财务管理制度，每月核对资金使用台账和实际拨付情况。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正在筹备建立“专项维修资金智慧服务平台”，不久的将来，便可以实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拨付、申请、审批、查询、监督全流程网上通办，便捷高效，阳光透明。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制发既要站在检察之内看检察，依托扎实的办案基础，还要站在检察之外与检察之上看检察，做好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王戬指出，检察机关不仅要抓检察建议的制发效率与质量，更要紧盯“办复”与“办好”，形成问题治理“闭环”，凝聚共识与合力。

　　治理成效要实现

　　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

　　“检察建议的制发对象虽然是相关责任单位，但推动解决的社会治理问题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看来，一份优秀的检察建议既要聚焦“国之大者”，又要关注“民生小事”，及时有力地回应、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

　　作为检察机关的履职重点，民生问题一向是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重要领域。

　　“一杯咖啡的配送”背后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的治理，让此次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评选活动的评委们印象深刻——足不出户在外卖平台点一杯咖啡，配送环节远不止两点一线那么简单：商家制作好咖啡后，外卖平台将配送业务发包给物流公司，物流公司再转包给网络公司，最后由骑手注册的个体工商户通过网络公司承包配送服务。兜兜转转，骑手与外卖平台之间从最初的直接雇佣关系，变成了承揽关系，权益保障更为棘手。

　　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检察官谢玲玲告诉记者，针对在开展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公益诉讼专案中发现的线索，该院在推动有序清退外卖骑手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的同时，通过实地走访、调查问卷、检索类案等调研方式，发现了骑手组织管理缺位、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经与当地工会多次座谈，与相关企业、行政部门磋商，形成拓宽入会维权渠道、强化职业安全保障、优化城市配套三项建议，获得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

　　在专案推动下，当地工会推出三个方面74项落实举措，组建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联合会，建立暖“新”驿站提供咨询服务；检察机关协调当地人社部门探索新业态劳动者兜底保障制度，按一定标准在外卖骑手接单时自动为其缴纳职业伤害保险；在当地党委、政府主导下，《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暖心聚“新”行动“七个一”举措》等4份机制文件相继出台，推出60项“昆小哥”系列服务措施……

　　“小事”关乎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是检察机关高质效制发检察建议的重要标准。江苏省检察机关获评的另外一件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同样引发关注：连云港市检察院就过期药品回收监管问题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统一行动，对全市216家药品零售店进行检查，约谈37家过度促销的药店，对过期药品进行无害化处理。与此同时，江苏省检察院在全省部署专项行动，推动各地新增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点位300余个，构建起“定点回收、集中处置”的无缝衔接处置模式，让过期药品有“家”可归。

　　“检察建议的治理成效要实现，更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呈现。”在江苏省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赵学武看来，一份高质效的检察建议，要推动构建起融合司法保护、行业监管、社会支持等多方联动一体的服务保障模式，以检察“小良方”助力社会问题“大治理”。

　　管当下、利长远

　　切实守护公共利益

　　“检察官不仅是法律的执剑人，也是社会问题的修复者。”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表示，检察机关抓好抓实检察建议“办复”，将重点落在问题的解决与机制的建设上，真正通过一案的办理有效预防更大范围、更加严重的犯罪发生，管当下、利长远，切实守护公共利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参评的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除了提供线索来源、检察建议制发过程、被建议单位回复和采纳情况，还需提供后续跟踪督促和落实效果。透过“办复”结果不难发现，这些检察建议的治理效能正持续释放。

　　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某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虚假开具证明文件案件中，发现第三方环境监测报告造假的行业监管漏洞，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并协同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组建专项治理工作专班，探索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共查办4起类案。

　　再如，湖北省某检察院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中，发现建设工程领域存在“应罚未罚”的“三包一挂”（即违法发包、分包、转包及挂靠）问题，遂通过调查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了辖区内建筑行业整治，健全执法司法双向衔接与互联互通机制。

　　“行业监管薄弱环节的治理不是简单地打补丁，要从系统着眼，向类案延伸，协同各方履职，共同加固相关部位，既要做好一案整改，又要抓好一类问题治理，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湖南省湘潭市检察院检察官曾奕说，该院曾围绕医学证明文件监管问题向卫生健康部门制发检察建议。

　　“20份优秀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生动例证，严格把握履职边界，既不越位更不缺位，为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贡献了检察智慧，值得推广。”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于改之说。

　　对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最高检党组强调，在实体上确保实现公平正义，要落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法理情有机统一；在程序上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要兼顾“更好”与“更快”；在效果上让人民群众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义，必须注重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这些逻辑清晰、视野宏阔的要求，无疑对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制发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标准。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最高检党组对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部署要求抓实落细，牢牢立足司法办案基础，高质效制发每一份检察建议，紧盯“办复”，强化“治理”，努力在服务全面深化改革上，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中扛实检察责任，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展现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