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首次针对监护困境儿童出台了安全保护政策《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该指引明确，发现困境儿童，学校、村委会、福利机构等不报告要被追责。其中规定，对于儿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况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其带离实施监护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居）委会、临时庇护场所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临时照料（12月13日《广州日报》）。

　　其实，广州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强制报告制度，即凡是发现儿童处于困境的，发现者均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一规定的严格落实，非常有助于全面保护儿童权益，让其及时脱离困境，受到应有的帮助和保护。如果在实践中能够取得良好效果，则有必要加以推广普及，使其成为儿童权益保护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强制报告制度并非广州首创。2014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就规定，学校、医院、村民委员会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侵害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但广州这一规定的亮点在于，其将强制报告制度扩大至所有困境儿童，即除监护侵害外，还包括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或怠于监护、监护不当、利用儿童实施乞讨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形。

　　也就是说，凡是正当权益得不到维护，处于不应有的危险境地的，都应该属于困境儿童，发现者都应及时报告，而非事不关己就可以己高高挂起。这样的规定可谓非常全面地考虑到了儿童的身心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儿童脱离困境，享受正常的生活，接受应有的教育。

　　通常而言，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是非对错的辨别能力较差，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以致于其极易陷入危险境地，而且，部分危险情形就是对其负有监护职责的人实施的。譬如，监护人虐待、遗弃、出卖儿童的，这些儿童多数没有能力向外界求助，亲朋好友也可能基于“家务事”心理不愿介入。再如，在诱骗、胁迫、组织儿童乞讨、盗窃事件中，很多儿童基于恐惧心理，不敢逃跑和求助，甚至会错误地认为所从事的是正当职业。

　　由此可见，作为自救能力较弱的儿童，一旦陷入困境，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干预和及时报告，则很难脱离困境，迈向正常生活轨迹。强制报告制度下，要求所有可能接触儿童，与儿童生活有交际的机构和工作人员履行报告义务，相当于将其置于全民守护之中。这样一来，无疑可有效发现并解决困境儿童所遭遇的问题，让其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健康成长。这也是履行全面保护儿童权益这一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有必要加以普及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