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法治”理想与“劲士”精神_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中华法律文化精华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就包含古代“法治”理想和“劲士”精神。

　　古代的“法治”理想

　　“法治”理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以周天子为代表的国家权威日益衰弱，以礼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岌岌可危。加之社会动荡，战争频发，给人民带来极大困苦。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当时的诸家学派都提出自己的主张。孔孟儒家提倡通过实施“德治”“仁政”以重建西周的宗法贵族政体，老子道家主张“清静无为”以实现社会安定，墨家则“尚同于天子”来结束“若禽兽然”的纷争，法家则主张通过变法实行“法治”来统一天下。

　　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理想在法家著述中得到充分的表述。如《商君书》：“据法而治”（《更法》），“缘法而治”（《君臣》），“垂法而治”（《壹言》），“任法而治”（《慎法》）；又如，“事断于法”（《慎子·君人》），“以法治国”（《管子·明法》），“以法为本”（《韩非子·饰邪》），等等。“法治”一词已经呼之欲出了。在法家心目中，“法治”作为一种理想，其主要精神就是“法的统治”。如《管子·任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法法》：“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管子·明法解》：“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商君书·修权》：“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壹言》：“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韩非子·定法》：“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不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等等。法家的“法治”作为一种理论以历史进化论、“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个人与国家相结合的功利主义等观点作为论据。“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手段，是通过“赏罚二柄”来实现的。为此，必须拥有完善的立法，并公布成文法，“使吏非法无以守，则虽巧不得为奸”，“使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等等。

　　法家的“法治”理想以实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法治社会为目标，它由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且由一个宏观的施政设计来指导实践。首先，通过变法，建立集权君主政体，在君主领导下实行“以法治国”。包括立法——制定成文法，用法律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司法——实施成文法，进行法律宣传，普及法律知识，进行职业培训，推动移风易俗。通过赏罚二柄，奖耕战，富国强兵，统一天下。

　　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古代社会，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存在。“法治”的五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改变：“法治”的第一个原则是属于政体性的，即建立和维护集权君主政体；“法治”的第二个原则是属于法体（法律实践活动的宏观样式）的，即严格实施国家统一制定并颁行的“皆有法式”的成文法；“法治”的第三个原则是用详细的法律条文严格制约官吏的施政行为，杜绝其对上的“欺君”和对下的“渔民”行径，以保证法律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法治”的第四个原则是强调法律实践的专业性和职业性，法律像儒家经典一样值得去研究和实践，比如，古代的证据制度和法医学是古代法学的重要成果；“法治”的第五个原则是倡导法官忠于国家和法律，不与特殊利益者同流合污，敢于同违法行为进行斗争，必要时不惜以身殉职。

　　忠于法律、严格执法的“劲士”精神

　　战国、秦朝是我国中央集权官僚政体确立的时代。它酿造了几宗重要的文化思想：一是“尊君尚法”的思想理论，二是“事皆决于法”的成文法体系，三是忠于法律、严格执法的“劲士”精神。

　　所谓“劲士”精神，是指执法守职之吏心存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畏权贵，不徇私情，不记个人得失，忠于职守的风格和情操。其内涵是：忠于国家，忠于君主，忠于法律，依法办事，敢于同违法行为作斗争。劲士又称“端直之士”“能法之士”“智术之士”“法术之士”。先秦古籍对此论述颇多。如《商君书·修权》：“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庄子·天下》：“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管子·君臣下》：“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韩非子·孤愤》：“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智术之士明察，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且矫重人之奸行”；《诡使》：“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荀子·儒效》：“行法志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

　　“劲士”精神不仅渊源与远古文化，而且直接源于春秋法律实践活动出现的新风气。首先，“劲士”精神来源于遵从占卜的“书法不隐”“以死奋笔”的直史精神。其次，“劲士”精神来源于是有令必行的军法精神。再次，“劲士”精神来源于忠于社稷“大义灭亲”的无私精神。最后，“劲士”精神来源于忠于法律，依法裁断的司法精神。

　　春秋战国以后，随着集权官僚政体的发展，形成了尊君精神。国家的核心是君主，他掌握最高权力，所有官僚由君主委派，并向君主直接负责。这种政体要求臣民对君主无条件服从和效忠。这种以集权君主为对象的“忠君”思想是在“亲亲”的宗法礼治思想的废墟上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忠君”思想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折射，便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

　　“劲士”精神的承载者是秦代所谓“良吏”和“循吏”。《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怨决。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悔过勿重。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间（谏）勿塞。”并列举了官吏的五大善行：“忠信敬上，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两汉“循吏”与“良吏”的形象大致相同，甚至有些严格司法的“酷吏”亦应归于“良吏”。这些“良吏”在百姓心目中就是“清官”。

　　“清官”是中国古代民间对品行清廉、公正，守法持正，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司法官吏的美称。如西汉的张釋之审理百姓“犯跸”案，盗皇陵玉环案。再如张釋之依法判刑，汉文帝以为太轻，十分恼怒。张釋之说，我是皇帝委任的司法官吏，你是皇帝，你可以自己审理，但是你既然让我审，我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判决，我审理案件只服从法律。西汉的郅都，敢于直谏，公廉，执法不避权贵；西汉张汤，官至三公，被诬陷入罪，自杀，死后家产仅总值不过五百金，都是所得奉赐之物；尹齐病死后，家产不值五十金。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宋代的包拯，他不畏权贵、执法如山、严惩贪官、为民雪冤、断案清正的事迹被后人以戏曲、小说等形式热情讴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世人称为“包青天”。还有明代的海瑞。他生活在明朝从全盛走向衰败、贪污成风的时代，为官18年，以自奉节俭、力矫旧弊、刚正廉洁、不畏强权、执法如山而著称，明末时家喻户晓，人称“海青天”。但是，在集权君主政体下，劲士、良吏、清官往往不得善终。因为，在皇帝周围总是簇拥着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太多私利需要保护，他们又有太多手段得以上下其手。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忠贞之士安能不危！故历经数次变法的商鞅慨叹道：“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韩非亦谓：“智法之士与当塗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然而，历代的变法和中兴都离不开“劲士”的冲锋陷阵甚至英勇捐躯。

　　秦汉以降，虽经世代变迁、王朝更迭，“劲士”精神并未衰绝。“劲士”精神所体现的严于执法、嫉恶如仇、不避权贵的品性，为历代良吏所继承和发扬。“劲士”精神因深深植入忠君尚法的传统意识而演化成为人之道和行为模式，从而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仰仗着这种“劲士”精神，中国古代成文法传统才得以维系和完善，进而维护着统一的泱泱大国的生存与发展。

　　（作者为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