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近一年时间，重庆家长王琳（化名）一直有件烦心事：她花了2万元给孩子报了个校外艺术培训班，可孩子去上课没几个月，培训机构毫无预兆地关门歇业，并以经营亏损为由拒不返还剩下的学费。

　　和王琳有相同困扰的还有另外150名家长，他们都是同一培训机构“卷款跑路”的受害者，各自预付的学费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爆雷”事件时有发生，尤其在教育、健身、美容等行业频现。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维权成本高等原因，想要把属于自己的钱讨回来，消费者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结果还不能如愿。

　　王琳和150名家长也走上了维权路，重庆市因此有了全国首起由消费者组织支持消费者集体起诉预付式消费退费纠纷的案件。

　　卡还在，店没了

　　家住重庆市黔江区的王琳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为了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几番考察后，她选择了一家名为“金鹿角教育广场”的艺术培训机构，让儿子上口才班，女儿上拉丁舞班。

　　2021年5月的一个周末，当王琳母子俩按约定的上课时间来到“金鹿角”，看到的却是紧锁的大门和十多名同样不知所措的家长与学生。回过神来，王琳立即拨打了培训班老师的电话，得到的答复让她更感到心凉，“老师说机构资金链断裂，主要负责人‘跑路’了，他们也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

　　事发后几天时间里，共有100多名受害学生的家长加入了维权群。根据统计，有超过1000名学生因为“金鹿角”突然关闭没能完成培训，但其中大多数学生家长由于损失较少或怕麻烦，选择“自认倒霉”。

　　2021年5月下旬，家长向黔江区消委会求助。

　　“由于本案涉及人数多，又是当前消费纠纷的主要痛点之一，当时我们就考虑支持消费者发起集体诉讼。”重庆市消委会秘书长谷丹说。

　　8月，重庆市、黔江区两级消委会正式受理了151名家长的申请，支持他们向黔江区人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赢了

　　2021年11月17日，是“金鹿角”一案首次开庭的日子。由于该案原告人数多，黔江区人民法院决定分10次、连续5天公开进行审理。

　　集体诉讼源于13世纪的英国，现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仍有实行。它的最大特点和最大威慑力在于，只要有一个人发起诉讼并获得赔偿，其他所有相同利益受损者都能按比例获得赔偿额。

　　在中国民事诉讼法中，与集体诉讼相似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202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这被视为中国版的证券集体诉讼制度落地，权利受损的中小投资者自此拥有了便利、低成本的维权渠道。

　　原告、被告代理律师做出相关陈述后，谷丹代表重庆市、黔江区两级消委会发表了支持集体诉讼意见，认为被告预先收取原告培训费后，既不提供相应的培训服务，又不退还剩余的培训费用，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辩论环节，面对“金鹿角”一方以经营管理不善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为由，既无法向原告提供培训服务也没有资金退还学费的说法，谷丹还根据对相关证据的了解，就培训机构经营状况、相关负责人卷款“跑路”等问题提出了质疑。

　　2021年12月23日，黔江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一审宣判，判决被告退还151名消费者剩余培训费用。

　　建立全消费周期监管机制

　　打赢官司的喜悦没持续多久，一个新问题又摆在王琳等家长面前——“金鹿角”所属公司没有资金履行退款责任，目前黔江区人民法院已经启动了相关强制执行调查程序。

　　“‘金鹿角’是典型的轻资产运营机构，老师是聘请的，培训场所和办公桌椅是租来的，完全没有可供法院执行的财产。”庭审结束后，重庆市黔江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长李力一直关注着案件的发展，据他介绍，“金鹿角”关联企业的负责人名下也没有能被强制执行的资产。

　　支持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预付式消费维权难的问题，但这种事后应对措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较而言，有效预防相关“爆雷”事件发生才是让预付式消费模式健康发展的关键。

　　在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建看来，消费者预先支付了费用，经营者能否提供约定服务具有不确定性，商家与消费者的“一对众”的格局又进一步放大了信用风险，“这就要求建立预付款第三方管理和支付机制以保证资金安全、加强风险防控”。

　　2018年7月、2019年4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相继发布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及《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因此成为我国最早以地方性立法规制预付式消费市场的地区。

　　“上海模式”一方面将“个体工商户”纳入预付式消费监管范围，另一方面规定设立预收资金余额专用存款账户，既确保商家预收资金能用于特定的用途，又有效避免了出现纠纷后消费者“占理却拿不到钱”的情况出现。

　　与上海、重庆一样，近年来多地都在对健全预付式消费模式进行各种探索。“从长远看，要让消费者付得安心，还是要从国家层面颁布适应市场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起贯穿整个消费周期的监管机制。”谷丹说。

　　据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