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晨阳

　　生死教育的实质是生死学取向的生命教育，其最终目的是帮助人们提升生命质量。当前，大力推进生死教育既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之后人们多样化需求的表现，又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应对死亡问题、发展安宁疗护事业的客观需要。

　　“有尊严地死亡”需求日益迫切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正确理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要求我们要重视“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更高要求”，更要深刻把握那些“尊严、体面、自由等主观色彩很浓的需要”。只有当这些“软需求”被充分尊重、理解和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准和满意度才能得以提升，进一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在此背景下，“有尊严地死亡”成了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

　　“有尊严地死亡”应该包含3个层面：第一，利用现代医疗技术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患者减少疾痛；第二，借助现代心理学帮助患者缓解负面情绪；第三，患者个体的生命自主权和决定权被充分尊重。第三个方面也被学者视为当前“有尊严地死亡”最为重要的内容。原因在于，个体的生命自主权正在被现代生物医学技术所操控。在呼吸机、喂食管、高效抗生素等生命维持技术的干预之下，人们在漫长的濒死中等待着死亡，死亡地点逐渐由家中转移到医院。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一项调查研究中显示，临终期患者及其家属常常遭受着由侵入性医疗措施带来的身心之痛和灾难性医疗支持导致的社会性苦难，生命代价之重由此发生。在死亡医学化的背景之下，“有尊严地死亡”这一需求显得日益迫切。

　　直面老龄化背景下的死亡问题

　　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个体将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过程，如何更好安顿老年人口，使他们在生命末期实现有品质的死亡，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老年人死亡质量处于较低水平，“大渐弥留之痛”发生在越来越多的生命个体及其家庭之中，而提高个体临终期生命质量的安宁疗护事业在我国发展明显不足。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需要通过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安宁疗护作为发展问题的一个具体表征，在现实中不仅呈现出发展不充分，还表现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目前，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实际覆盖率较低，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加之我国城乡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城市临终关怀的社会实际覆盖率要高于农村，这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农村老年人的临终痛苦程度要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也就是说，当前我国人口面临着死亡质量低和死亡质量不平等的双重问题。

　　助推安宁疗护事业发展

　　安宁疗护又叫临终关怀，是一项旨在提高个体临终期生命质量的终老服务，涉及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精神及社会支持等。上世纪80年代末，临终关怀服务在我国兴起，最初的形式是医院开设的临终关怀病房和专设的护理医院。进入21世纪，各地开始大量涌现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医院和社会服务机构。

　　2017年，国家发布了《安宁疗护中心基本标准和管理规范（试行）》和《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用以指导各地安宁疗护的实践发展。这也是国家首次从制度层面对安宁疗护进行规范，被学界视为“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里程碑”。近些年，中国的死亡质量排名有一定上升，但我国安宁疗护事业发展仍存在很大阻力。在死亡禁忌和传统孝道的双重文化观念影响下，临终关怀在我国接受度低，其推广和普及难度也就可见一斑。国内有研究指出，承认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是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前提，而临终患者对生的渴望和亲情孝道的影响，使得很多人在极度不安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从这一层面来看，大力推进生死教育有利于打破死亡禁忌，普及“优逝”理念，为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提供文化沃土。

　　教育是帮助人做好生活准备，而死亡当然也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就微观个体而言，死亡是人生中的必然事件，学会正确认识、应对衰老和死亡是每个生命个体的必修课。从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死亡质量与安宁疗护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而政策环境、社会环境和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安宁疗护的发展情况。推动生死教育的普及化、大众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死亡质量的关注，优化安宁疗护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