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会复杂多变，基层治理繁难，但从城市到乡村，以乡绅富室为主导的慈善救助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江南地区的慈善活动，显得比较耀眼，尤以明末嘉善县乡绅陈龙正等人倡行的同善会较具代表性。自宣德年间嘉善建县后，地方社会生活中的慈风善脉绵绵不绝，不仅重视基层社会的思想教化，也重视物质救济，不仅在县域社会内有着深远影响，在晚明中国也极具代表性。

　　明代嘉善的慈善家族

　　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约略地获知，嘉善县的代表人物，主要出自袁氏、丁氏、支氏等家族，这些家族在当地并非有政治势力的强宗大族，但都有其值得标记的善人善事。

　　首先值得称道的，是袁黄家族。

　　袁家在元末明初时期曾拥有很多房地产，属于乡间富而有力的大地主，后受政治牵连，房产大多被拆毁。洪熙元年(1425)危机缓解后，官府退还袁家不少房地产，通过地方公议让那些富而有力者退还所占袁家产业的一半，另一半就算偿还佃费;而想拖着不还的，袁顺仅要求退出十分之二三;至于完全依赖袁家田产为生计的，不要求退还。最终，袁家仅剩的400多亩田产都分散给了族亲中贫弱之家。但其中存有的慈心善行，长期是袁家生活史中的重要内容。

　　而且，从袁黄的曾祖袁颢开始，袁家即有以医显世之说，形成了袁氏祖训中医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济众的传统。

　　在隆庆、万历年间，最具核心性和耀眼感的善言善行，当以袁黄为代表。袁黄在早期奋身科考入仕的进程中，即已坚定地表示，举业的成功，皆由积德行善而来。隆庆三年，37岁的袁黄从北京国子监转到南京国子监前立下重誓，要践行3000件善事。

　　袁黄经常将家中每年的余租捐给各寺僧众，倘有不足，还多方嘱托以济之。按明代学者冯梦祯的归纳，已经不算富裕的袁家，在袁黄的主持下，一年之间，所捐粮食不下数十百石，而且捐施僧寺的达到了70%，捐给亲友的不过30%，以其仁心积其福慧。袁黄非常注重这种义举善行，并将之作为家教的基本思想主导。

　　其次有代表性的，是丁氏家族。

　　曾任湖广黄州府通判的丁长如，是当时丁氏家族中的重要代表，经常捐钱帮助乡间贫民，甚至捐田设立义冢，资助贫不能葬者;在宣德五年建设嘉善县城的工作中，曾带领诸子参加修建工作，同时拆除家族祖房来帮助官府修筑县衙谯楼，又拆除家居建材来助建文庙的明伦堂，可谓急公好义。到隆庆五年(1571)进士丁宾的父亲丁衮时期，丁家的“倜傥好义”，使丁家在乡间的声望得到巩固，成了县域内颇具社会经济地位的大族。丁家所居的丁栅镇，周边关键河道曾建有5座石桥。造桥属于公益事业，但需要大量的经费，在丁栅地方，也只有丁家这样的大富户才有能力筹建。

　　万历十五年夏季出现大水灾，绵延至次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使十七年出现了疫病流行的惨象。正在嘉善休假的丁宾，不忍乡邻饥馁，发起了救济活动，安排侄儿丁铉捐输米粮，按他自己的说法，较后来万历三十六年救荒时还多。实际上，在丁铉女婿陈龙正的回忆中，丁宾所捐的米粮等物，共计白银三万多两，并且是向灾民按需分发。

　　万历三十六年爆发特大水灾时，在南京任右佥都御史、操江御史的丁宾，无法亲回家乡嘉善救荒，仍命侄儿丁铉在嘉善代为操办救荒事宜，一方面通令低价粜粮，另一方面将所贮米粮散发给乡里贫民。前后举行的施米活动有两次，每次都按早、晚陆续分发，凡是饥民都可以前往领取，总计价值白银约两万两。

　　再次值得称道的，还有支氏家族。

　　支大纶的同辈老友袁黄在其《了凡四训》中，表明支家的成长与发达，最重要的是在于行善积德。

　　八世祖支禄在乡间为人比较仗义守信，常为乡邻解决危困，不求回报;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十四年灾荒时期，以其有限的力量救济饥寒，而不愿乘米价高昂之机牟取暴利，或者通过向官府表白捐输以博取义名。他还设法帮助偿还岳父顾时轩生前所欠的南京税粮500石，使顾家男性免于发配戍边的惩罚。

　　万历十五年因天灾而引发大饥荒，死者弥望，九世祖支大纶尽其所能帮助饥民，地方社会因此对支大纶多所感念，明人李维桢就说县域社会内能像支大纶这样不侵细民、不干预地方行政、能以身捍一方灾患者，是非常少见的。当地名士冯盛世认为，支大纶好义乐善，最终达到了“于乡为耆硕，于国为名世”的人生高度。

　　同善会的兴起及组织化

　　晚明的社会条件，对于新型的慈善组织的形成来说，已经成熟。

　　崇祯四年(1631)，在侄儿陈臯的建议下，陈龙正从一开始就与其妻从祖父丁宾以及周丕显、魏学濂等人协商规划举行同善会，其间亦得到了亲家钱士升的大力支持。

　　明末同善会的活动，当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也与官方的乡约教化多所契合，陈龙正表示同善会是“讲乡约的帮手”，透露出与官方合作的强烈倾向，以及同善会对于基层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他在崇祯五年秋天同善会的第三次讲会中，提出注意区分县域社会内不同阶层的利益需求，将善会活动的听众分为三等，即富贵人、中等人与贫穷人，从为善层面而论，认为这三等人在全县的为善工作中都有其相应的角色：“富贵的，大家放宽些;贫穷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在推动善会活动的过程中，陈龙正十分重视“均”(公平)的问题，但核心仍在“一乡之富室，救一乡之贫民”，乃“至均”“至便”之事。

　　同善会最初活动的场所主要是寺庙僧舍，没有固定的空间。他期望县域社会内的士民都能相与成此善事，为此他设定了比较详细的规则，主要包括名称、组织、经费、运作等16条内容。

　　崇祯十四年间，陈龙正与丁宾、周丕显、魏学濂、钱士升等人一起，呈请县府许可，选择在县衙东面、坍废已久的思贤书院内，捐赀建立同善会馆，并重建五贤祠。该馆一直保留到了清末。

　　崇祯九年从北京官场退下来的钱士升，在参加同善会活动时，提倡在生活中要禁奢崇俭，富厚人家更要养其有余以济穷人，主旨仍是“忧时悯俗，畏天爱物”。这有利于贫、富之间的关系和谐，如陈龙正所论：“富贵人家，常肯救济贫穷;贫穷人家，自然感激富贵。”

　　陈龙正的妻子丁氏(丁宾的侄孙女)生活节俭，一直支持陈龙正等人的社会救济和同善会活动。陈龙正曾专门指出崇祯三年以后，他积极投身救荒工作时，所有蠲赈平粜、施粥掩骼等事，都有其妻丁氏的支持与配合。到崇祯十四年，他设同善会馆，丁氏也捐出了个人的百亩奁田，与其他田产一起共计800亩，充作同善会的庄田。

　　最终，嘉善成为晚明同善会组织的模范中心，“人心风俗”因此而有所转移和补救，也影响了苏州、松江、杭州、北京等地城市仿照推行同善会。

　　其他救助活动的兴盛

　　同善会是由地方精英士人所主导的组织，补充了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慈善行为，除此，也不应忽视其他善举与社会救济活动。

　　从崇祯三年发生灾荒开始，嘉善等地米价大幅度抬升，乡村百姓的生活极其困难，村民“馁病而死、弃捐而死”的随处可见。为及时救危助困，使百姓渡过生活危机，陈龙正提出全县20个乡区各推选1名乡绅主持救济活动。

　　在崇祯十三年发生特大水灾后，陈龙正等代表的地方领袖，要求乡绅富室都进行平粜，八月份发布“公劝平粜谕”，要求乡间稍有赢余之家，根据各自实力认捐认粜，安抚已经不安的民生，维护地域秩序。在对本地乡绅富室努力劝赈的同时，对外来商户，主要是徽商典当也要求分米平粜。

　　崇祯十三年秋天，蝗、潦兼灾，杭、嘉、湖三府乡民餐糠秕、剥草树，生活极惨。陈龙正在给浙江巡抚熊汝望的信中，认为可以参照苏州、松江二府的做法，即官民户产每亩都要输白米一升五合，由里长总输公所，以备赈济之用。钱士升也写信给熊汝望这位同科进士，希望他能照顾江南地区的救济工作，同时劝邻县的绅士们一起开展平粜，同时发起煮粥施救活动，并设立义冢收埋尸体。

　　与陈龙正同时考中进士的江西人李陈玉还注意到，在嘉善县城墙外堆积了很多未葬之棺，填塞城堑，经过派人点视，竟有300多具，令人毛骨悚然。李陈玉要求县内民众在一月之内前来认领，此后无人认领的，就在冬至时，由他捐俸出资，雇佣土工统一埋于漏泽园。

　　作为明末最耀眼的善堂组织，同善会的声望虽然远远盖过了县域社会内其他个人、家族、官府的善行善举，但基层社会生活中的很多慈善工作或救济事业也非常重要。同善会及与其功能相似的掩骸会、育婴堂、放生会(或称放生社)、养济院等众多善会组织与团体，已经介入了地域社会的各个层面。

　　(摘自 《江西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原标题《晚明县域社会救济事业与地方秩序维护——以嘉善县的慈善活动为中心》，作者冯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