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会泽依托铜商经济勃兴，构建“政府+民间+行业+会馆”四位一体的慈善网络，通过义学兴办、恤贫济困、地方建设等领域的公益慈善实践，昭示会泽县域“以商济世”的伦理精神与“地方共同体”建构逻辑。

　　明清时期，云南会泽(时称东川府)因铜矿开采跃升为全国经济重镇。清初朝廷推行铜本位制度，“雍正四年至宣统三年186年间，东川府粗铜产量达75.17-90.42万吨。东川铜产量占全省铜产量的74.15%，占全国铜产量的62%，无论是铜厂数和产铜数均为全省全国之最”，吸引了赣、浙、桂、黔、川等十一省移民涌入，“商贾云集，八方辅揍，俨然一都市”。这场规模空前的资源开发与人口流动，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勃兴提供了双重动力：一方面，铜商积累的巨额财富为慈善活动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移民社会的多元整合催生了以会馆为核心的地缘公益网络。

　　“政府+民间”的双轨公益慈善力量

　　会泽地形复杂，海拔高差3300多米，气候差异巨大，旱灾、水灾、霜冻、低温冷冻、冰雹、泥石流等不时都有发生。据统计，从清朝咸丰八年(1858)到1948年，有较大水灾23次，早灾12次，霜灾4次，共49次。每每灾害发生，会泽都会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救助形式。“咸丰八年，岁大饥，瘟疫流行，死者万余人，阖郡官绅倡捐米粮设粥场于四门，逐日赈济”，表明官方(府级机构)发起赈灾，地方士绅(民间精英)负责物资募集与分发，实现资源整合。另如，同治十年 (1871)，“夏，东川连旬淫雨，大水飘禾，平地水深数尺淹至北门，经月始退，岁大饥，减免钱粮四成。”同治十一年，“夏季雨水过多，田地淹没应征秋粮给予减免，以纾民困。”这些历史表明，在灾害应对中，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通过政策调节和资源调配，尽力减轻灾害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当官方救灾缺位时，民间社会则展现出高度自组织能力。1934年，会泽城区流行鼠疫，患者旦发夕死。发儒街死亡人数过半，有的一家人死光。疫势继向马武、华泥乃至者海石头河蔓延，当局无法防治任其蔓延。中医、商会各界自动组织施药会，募集资金，生产成药向城乡人民免费分发。政府没有救灾措施时，也有官员私捐者，如光绪二年(1876)载：“四月不雨，早魃为虐，民饥而谋食者转徙道路。学官马晋三来东川府科试，捐养三百金，郡人感其，踊跃捐资，计得银三千余两，以赈饥民。”以上例子揭示了民间力量在制度缝隙中的自觉补位作用，反映了会泽县深厚的社会互助传统。

　　而水利领域更是会泽“政社协同”的典范——政府提供制度与资金保障，民间贡献资金与技术，形成可持续工程管理模式。在清代东川的水利建设中，成效显著的有娜姑的隧洞引水工程和泄水工程。雍正时期，娜姑缺水，“是以彼耕此辍，人民转徙，从无定业”。雍正末年，当地人郭开甲、陈世通、陈启义三人集资开凿水槽子隧洞，引以礼河水，灌溉娜姑田地，后因资金不足停工。这呈现出单纯民间力量的局限性。乾隆十年(1745)东川府借库银1千两，政府介入，由艾启和、艾警、郑荣之等户续修，于嘉庆四年(1799)开通，洞长1023.5米，由乐里村出口，并开碾子沟、红岩沟、后沟、乐里新沟灌渠道。但由于无出口泄水，汛期往往淹没田亩。道光二十五年(1846)东川知府令娜姑大户郑兴东，于棠梨树山脚凿泄水隧洞。成丰十一年(1861)建成，至此，娜姑海坝排、灌具备。历代会泽县兴修的水利工程，都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如娜姑小洞口隧道通水后，即划定岁修田，固定管水员，每年按时维修隧道，疏浚和加固渠道。通过水利建设的“政社协同”的演进逻辑：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与资源调配确立框架;民间力量在危机中自发行动;官民分工实现技术、资金与管理的优化整合。

　　捐资助学：教育公益的绵延传统

　　会泽官绅商民素有重教传统，捐资助学传统始于清初，并贯穿至民国时期，其核心是政府、商界与民间的协同投入，形成“官捐+商助+民参”的多元投入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塑造了历史上的教育繁荣，还推动了科举繁荣与社会流动。他们捐赠的银两、田亩，为发展会泽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史志记载：会泽历史上的几任知府、知县，都曾捐赠财产，资助教育。自康熙三十八年 (1699)“献上设流”后，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外籍流官，便十分重视教育。雍正五年(1727)，知府黄士杰于东外街距城鼓楼50米处设义学。雍正十年(1732)，知府崔乃镛改义学为书院，崔乃镛捐束修购置学田和铺面作为书院儒学月课及诸生膏火。此为东川府最早开办的书院。官员带头捐体现了“政府主导”原则，官员以个人财产或公帑支持教育，既强化了政府权威，又通过科举制度促进社会阶层流动。这种模式类似于现代公共财政投入，但更具个人化色彩。

　　民间则有宗祠办学与义学网络。最有名者为会泽海坝石鼓村何氏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于其祠开办的义学，祠堂内请先生教书，族人子弟入学免摊馆金，应童试子或乡试的子弟，还给予奖励。光绪初年，东川府的义学发展进程迅速，可以说遍布四乡八里。这些由乡里创建或由士绅富户捐资兴办的学堂，置学田房产作为经费来源，免费招收彝族、汉族子弟入学。私塾在原有的基础上，办学数量有较大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清末东川府的私塾就有70多所，除少数富户邀师在家教诲子弟外，多为清贫之士设馆授徒，收取学费。也有全村共同请师办学的，其生活待遇由学童家庭负担，学年无限。商界与民众通过宗族、行会等渠道参与教育，形成“自下而上”的补充机制，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力量，这种分散化的慈善投入增强了地方教育韧性。

　　民国时期，教育经费危机催生集体行动模式。为筹措教育经费，1941年元月，会泽城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捐资兴学运动新春游艺大会”，各校师生纷纷走上街头，或发表讲演，或演出节目，广泛宣传和发动群众。儿童们将刚得到的“压岁钱”、小贩们把当日收入，纷纷投入捐款箱。许多公司、单位也都积极捐赠。这次活动共集资国币1717.40元，作为幼儿教育基金，于同年创办了会泽历史上第一所幼稚园。此运动将“官捐+商助+民参”融合为全民参与机制，政府(公职人员)提供组织框架，民间(商会、师生)执行募捐，体现了危机下的社会自治能力。

　　基于业缘关系的公益慈善组织

　　清朝乾隆、嘉庆、道光约一百余年间，会泽矿冶大开，铸钱鼎盛，商贾云集，百业俱兴。各行各业为维护自身利益，建立了各种行会，这些行会有规章，对交流技艺、传递信息、扶危济困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各行业以“开山祖师”信仰为精神纽带，建立行会组织，这种将神话传说与行业技艺传承相融合的方式，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符号来构建行业认同与凝聚力。

　　会泽行会具体包括以下六家：轩辕会，于财神庙内建轩辕殿，缝纫、纺织、毛皮等手工行业每年农历九月十六日(轩辕黄帝生日)办会;鲁班会，于西外街修建鲁班庙，建筑行业每年五月初七(传为鲁班生日)办会纪念这位卓有成效的艺人;老君会，于东外街黑神庙对面建庙，铜、铁器业行会于二月十五日集众办会;吕祖会，于白衣阁建偏殿吕祖阁，金、银器业每年四月十三日办会;孙祖会，于财神庙东南角建孙祖殿，制鞋、板皮业正月初三、九月十三每年集会两次;梅葛会，于财神庙建梅葛殿，印染行业三月三日集会。该六大行会均以神格化行业创始人为精神核心，其功能远超经济协作，还囊括仪式性整合和技术型垄断，本质是行业自治组织(业缘)与地缘社会组织(地缘)在神缘纽带下的融合，形成独特的“三角稳定结构”。

　　铜商文化中的会馆慈善

　　东川府诸多会馆的建立，满足了各省籍人士异地寻根的需要，使他们的乡土观念在一定时期内较久地保存下来。同时，广大贫民、矿工、手工业者、贫苦农民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照顾，这无疑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已然成为地方主流的系统性慈善平台。会馆是该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为旨趣，遵循封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意识观念，倡行义学、义诊、恤贫、助丧等慈善活动，秉承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重要思想;它们为同乡提供寄居场所，帮助同乡谋求生活职业，接待原籍客商、学子，调解经济及家族、家庭纠纷，办理同乡丧葬事宜，培养本籍幼童入学。而铜商文化中的会馆慈善，其本质是传统商帮在地缘、业缘、神缘三重纽带下构建的社区自治型公益慈善体系。其以多元筹资和制度化管理支撑了持续性救济活动，既强化了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也成为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这一历史实践不仅彰显了“商善互动”的中国智慧，更为当今慈善事业提供了“自我造血”“社区参与”等宝贵经验。

　　会泽会馆慈善的募捐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同乡捐赠：陕西会馆的《关中布行义捐常住碑记》就载会馆建盖之初，有邱姓捐赠水田十余亩。其后，陕西、山西移民在会泽县城所开布行，又联合募捐六百八十多两，用以维持会馆的日常开支。根据现存《东川湖广会馆传书》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捐资人员姓名和单位刊目，宝云局的湖广籍匠役人数众多和个人出资数额较大，特别令人瞩目，并且全部以银捐赠，而不是用他们铸造的钱文来借花献佛。

　　戏剧募款：乾隆四十八年，湖广会馆修复观音殿观音大士像龛时，各有关单位都来庆贺，也请戏班演出。《东川湖广会馆传书》也记载了这次参与单位的“戏文”钱：“长沙府戏文礼物外钱四十千文。衡州府戏文礼物外钱一百零五千。水碾额联、戏文礼物外钱王十三千。宝云局额联、戏文礼物外钱三十八千。武岳二府戏文礼物外钱十六千。米粮坝额联、戏文礼物外钱七十九千。碧谷坝额联、戏文礼物外钱四十四千。铅厂额联、戏文礼物外钱匹十四千。江西全省，彩缎、戏文、礼物外钱二十千。江西临府彩缎、戏文、礼物外钱二十千。酒商戏文、彩缎外钱十七千。西蜀全省额联戏文礼物。黔省戏文礼物。”

　　社会捐赠：会泽县城东郊的湖广会馆，建盖于康熙年间，到乾隆三十四年修缮过程中，湖广会馆举行了一次募捐。刊刻于乾隆四十八年的《东川湖广会馆传书》共分为六卷，据不完全统计，总计捐资人数为4034人，总计收得捐赠银15638两。

　　传统慈善的近代化重组

　　晚清民初，西方公益理念传入，会泽慈善呈现“传统内核+近代形式”特征，从“满足紧急生活需要”的个体互助拓展为涵盖“人与自然、环境、艺术”的公益事业，与此同时，商会取代行会成为公益中枢。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7年2月2日重建会泽商会。当时农商部定名为东川县商会(当时会泽县为东川县)。商会设会长、副会长各一人，会董20人，任期两年。1931年，有工商业者821户，商会又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面有屠宰、制革、染坊、银器、毡棉、杂货、铜器、成衣、医药和食宿等10个同业公会。1948年4月，商会进行工商业登记，条件是有额定资本及营业处所、有从业人员、有营业账册。

　　1919年，会泽民间的慈善机构“同善社”首次在县城施种“牛痘苗”以预防天花。在此之前，会泽民间预防天花均由民间的“痘先生”采用天花患者痊愈后的痘痂捣碎为末吹入鼻腔，以传播轻型天花的方式而使患者获得终身的免疫效果。此次“同善社”的接种牛痘苗虽痘苗有限，接种面不广，种后也无跟踪观察资料，成绩不算大，却从此揭开了会泽采用西医药防病治病的新篇章。

　　清光绪十六年(1890)9月由英国牧师在会泽创建了“云南会泽基督教圣道公会恩泽圣堂”(俗称耶稣堂)。传教士们出于自身保健的需要往往随身携带少量自用西药，偶遇教友染疾，他们亦赠施医药，由此医药便开始在教会内流传使用。为了扩大教会的影响和出于传教布道的需要，基督教圣道公会于1931年在会泽县城创设“新华药房”为其附属的“慈善”性医疗机构，这是会泽县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西医药机构。

　　1932年，果术法师在斗姆阁成立会泽佛学社。当时会泽僧尼分为出家受戒与在家皈依两类，言行组织松散，且此前成立的会泽县佛教分会与果术法师教理分歧较大。佛学社以研习教理、弘扬净土法门为宗旨，团结僧尼，规范其言行，革新寺庙积习。1940年佛教分会解散后，佛学社愈发兴旺;1948年佛教会与佛学社合并，由果术法师主持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此外，果术法师积极参与地方实业建设，获“实业和尚”尊称。20世纪30年代，他带领弟子勘测开发城郊头塘煤矿，用煤矿烧石灰替代柴火，减少木材砍伐，践行佛家慈悲济世精神，为地方发展贡献力量。

　　清末刘克升从日本留学兼考察学务回到会泽后，深感县城戏剧演出场地(戏台)之多，戏剧爱好者之众，通过戏剧演出产生教化作用之大，于1912年3月创建业余滇剧组织“清明会”，后改为“翼教社”。刘带头捐银百两，各会馆、寺庙、商号也捐资赞助，购置了服装和文武乐器，还明确行当及业务分工。这是会泽县第一个戏剧班社组织。1917年，昭通大关县地震，翼教社到昭通参加义演，赈济灾民。1927年，应唐继尧部属滇东镇守使邀请，赴昭通演出，因艺德双臻，受到好评。

　　会泽铜商文化中的公益慈善，是一部跨越三百年的“善道至臻”史诗。明清时期会泽依托铜商经济勃兴而构建的 “政府+民间+行业+会馆”四位一体的慈善网络，无不彰显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铜商巨贾的慷慨捐输、会馆地缘组织的制度性善举、行会业缘互助的精准帮扶，以及官绅商民合力兴办教育、赈灾济困的多元实践，共同编织了一张县域公益慈善之网。

　　(摘自《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5年5月第44卷第3期，原标题《会泽铜商文化中公益慈善的多维实践与近现代转型》，作者夏福立、邓玉函)